有人问我她此刻可能在干什么。
“一方面,她将努力与阿比建立完全排它的关系,她会将一切挡在外面,直到
她的世界里没有别的任何人,只有她和这个孩子,”我说,“同时,她会尽量使这
个孩子融入她现在的家庭生活。她要阿比成为她的女儿,她希望一个孩子爱她。她
希望两个人都忘记还有别的什么人,换句话说,要忘记卡伦和罗杰。”
“接近她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不是真的,至少他们会产生怀疑。他们就是我们
希望能够站出来的那些人。”
当天下午,我又回到了阿诺尔德洛奇的钢网后面,赶紧弥补上我在国民卫生服
务处的工作,并回顾与一个年轻姑娘在临床诊断中的谈话。现在只有靠媒体去寻找
那些有可能掌握着关于阿比·汉弗雷的真正信息的人了。
在我做的工作当中,有很多可悲的事情会出现,阿比·汉弗雷的案子也不例外。
离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专案室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就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住着很
多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我的病人之一就在那里,她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但
必须表明她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这个婴儿,否则这个孩子就只能够交给别人去照看。
我的任务是评估她的能力,因此我发现自己在考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方面,
这里有汉弗雷夫妇,他们是许多人眼里最理想的父母,他们的新生儿却给人从身边
抱走了。但在不远的一个地方却生活着这样一个带着自己的孩子的姑娘,我的决定
将影响到她是否能够带走自己的孩子。
那同一个星期里,我还花了一天时间去监狱检查一名男子,他的孩子在沐浴中
受了严重的烫伤,他因此被控严重的身体伤害罪。警方认为这是故意行为,但是,
鉴于该名男子容易受到暗示,到底谁才应该负责任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7月8号星期五,也就是阿比被绑架的一个星期后,大批警察又回到了女工医疗
中心,再次问询医院的员工,调查来访人员,并拉住外面的路人、公汽和摩托车,
希望有人能够想起重要的细节。已经引发的大量电话本身表明,这次行动几乎伸及
全国的各个角落,但我仍然认为实际的绑架者有可能就住在医院附近的几英里内。
星期天下午,谢菲尔德打来电话,说对不起又搅了我一个星期天。一名妇女给
专案室打来了电话,声称她抱着阿比。
“什么东西使你相信这是真的?”我问。
“我们还不能够肯定,但不能放过她,她心情狂乱,不停地挂断电话。”
我开车去了西布里奇福德,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没有经过训练的警方谈判人员,
现在显然已经有一名正在路上。那女的又打来了电话,她大致说出了一些细节,但
在警方追踪到她之前她又挂了。我向跟她谈过话的警官问了几个问题,寻找一些细
节,看看能不能够使其与其他一些诈骗电话区分开来,因为上个星期已经有3000条
消息从公众反馈回来了。生命验证和犯罪知情并没有确立,但很明显那个女人听上
去情绪不太稳定,而且如果她手上果真抱着阿比,则不应该做任何使她感到恐慌的
事情。
谈判者到达之后,我大致对他讲了讲我对这个打电话者的情绪的了解,建议他
应该将她锁定在电话线上,并从她那里得到一些信息,但又不能够让她感到害怕。
然后,我们又等她打电话来。这次,警方得到了一个名字和地址——一是社会
服务处知道的一名年轻妇女,她有两个孩子,但都不是婴儿。
“我听到婴儿的声音。”那位警官坚持说。
“你能肯定吗?”谢菲尔德问,“你必须肯定。不能够是电视里面的,也不能
够是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你能肯定那是婴儿的声音吗?”
他点头。
已经是晚11点了,我和谢菲尔德到了当地的社会服务处,我们想掌握那名妇女
的档案,从而更多地了解她。虽然她并没有威胁要伤害孩子,但她明显流露出歇斯
底里的迹象,还有极快的情绪波动。我们正在处理的不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
人,看起来警方必须采取非常快的速度了。
一个反应小组很快组织起来,早晨2点,我们开车去了诺丁汉,并在几英里外的
一个小小的乡村警察局集合。反应小组都配备了盾牌、防弹背心和警棍。最后讲过
一些注意事项之后,我们开车跟在警方的运输车后走,穿过了一些黑暗的街道和胡
同,走过了一排排沉睡的矮房。我们在离房子一英里远的地方停下来,房子那边根
本看不见任何东西,几名警官在前面搜索,我们跟反应组一起等在后面。在炎热的
夜风中,双声道无线电发出很响的声音,厚重的皮靴在碎石路上踩得很响。不久,
灯都亮了,人们开始在自家门前聚集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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