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脚下不是很平整，并注意到一些带刺的尊麻和荆棘。这有助于重构当时所发生事
情的情景。
我们沿着十塘胡同继续往恩德比方向走，我注意到人行道分岔的地方，一条通
往人行桥，就是跨过M1号公路的那座桥，另外一条通往那个操场。我自问，犯罪现
场暴露的情形如何？有没有可能在M1号公路上停下一辆车，然后走到人行道上来，
杀死一个人然后逃走？
隔着五块田地，在医院那片地西头，就是琳达·曼恩被杀死的地方。我们在伍
德兰日间医院停下来，沿着森林路朝黑渣路的入口走去。
离开黑色的煤渣路走了几码后，我透过铁篱朝树林小空地看去，那个地方就是
琳达的尸体被找到的地方。这条人行道现在已经装上了街灯，但是，1983年那个寒
冷的11月的晚上，这里很黑，而且很安静。
我们这次又有一个少女在人行道上给人捉住了。当时，她被人从一个门里拖出
去，并在仅几米远的白烨和冬青树林里给人杀死了。跟多恩一样，她被发现的时候
腿也微张着，身子底下还有一根树枝。如果这有什么意义，我一点也不明白。
尸检显示琳达的脸和下额上有擦伤，锁骨和上胸部也有更严重的硬伤。佩因特
说，杀手用她的头巾勒她的脖子时曾跪在她身上。没有进入她的阴道或肛门的迹象，
但发现她的阴毛上粘有干结的精液。“本来是想性交的，但发生了早泄。”那位法
医的结论这么说。
当天晚餐时分，我试着将白天的一些回忆放到一边去，谈到了平常的一些家事。
碗筷洗涮完毕后，我帮助文思做家庭作业，然后慢慢走进我的书房锁上了房门。托
尼·佩因特给了我一些证明材料、一些病理报告、地图和航拍照片。
现在，我得恰当地重构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通过受害人的脸，而且还要
通过罪犯的眼睛。奥斯本的韦顿案给了我一些信心，允许我构建一个框架出来。有
4个问题必需回答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何发生的、对谁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
发生。
这同样的一些问题跟我的临床工作类似，特别是当处理一些受害人的问题的时
候，但方式稍有不同。在我的诊室里，我看到一个受伤害或者处在痛苦中的人，我
得找出他们在心理学上讲是属于哪类人，他们如何会走到那一步的。在这个案子里，
我的桌子对面没有人坐着，也不能够依靠别的任何人来跟我讲一点琳达和多恩的事
情。
所有的痛苦都集中在第三个问题上，而且，我了解得越多——关于她们的长处
和短处，她们的爱与仇恨及恐惧——心里就越是难受，因为它们离我越来越近。这
必须是发生在警察那里的事情，我想，而明显的倾向是要推开这些，只是集中精力
来思考谁犯下了这样的罪行。我无法这么做。我以极大的热情回答头三个问题，最
后全都有力地影响到第四个问题的答案，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得想像这个人就在我
的诊室里，坐在对面的椅子上，而我也是在进行一种单边的审讯。如果我确切知道
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去杀死一个女性的，那我就可以准确地构思出他的人格作用机制。
然后，我可以从他的犯罪行为回到他从前的生活中去，并画出他的家庭、朋友和人
际关系以及接受教育的图景。
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与自己的父母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现在会是什么样
的关系？他在小学和初中是什么样的情景？他有可能是平均智力水平还是稍差一点
点，或者稍高一点点？既然他对一个特别的女性做下了这样的事情，那他对妇女的
感情、概念和假定总体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他有可能拥有很多女朋友吗？他现在会
有一个女朋友吗？他有可能做什么样的工作？需不需要一些技巧来做这些工作？他
有社交能力来保持住一份长期的工作吗？
像这个人和保罗·波斯托克一样有性变态的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他们可以在
监狱、特别医院、地区隔离单位，有时候还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非住院病人当中发
现。我在司法临床工作虽然才只有3个月的时间，但已经掌握了五六名有问题的病人
的历史，他们总想着要强奸和杀死年轻妇女。我的临床工作一直都在增加，我有办
法接近会刊、个案分析报告、心理学家和专家们出的专著和研究论文，这些人在英
国和海外都接触过类似的会谈。
下面就是我坐下来透过纳波罗区的那名杀手的内心看到的东西。
两天之后，我又回到了贝克的办公室。我有数页手写的大页书写纸放在我的面
前。
“他是当地的一名男性，或者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我说。他能够在犯罪之
后很快消失，而且不引起可能证人的无意间注意，这一点说明了他是当地人。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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