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问询当中，这名杂工接受了多恩如何被他捉到和受攻击的详细情况
的测试。
“你如何打倒她的？”
“我用脚从她身后端倒她的。”
“几分钟之前，你已经说过你们已经经过那道门进入田间了。”
“那是个错误，搞错了。”
“你在哪里干下这些事情的？是在胡同里还是在田间？”
“在入口那边。”
“你说脱掉她裤子的时候，你是不是一把全扯掉了？”
“是啊。”
“你把内裤都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就扔到一边去了。”
“我把别的东西都弄回去了。我把裙子放下来。胸罩放下来。还有衬衣。扎进
去了，就这样的……”
“你是如何粗暴对待她的？”
“不知道。”
“告诉我吧。”
“我打了她。”
“你用什么打她？”
“这个。”他举起自己的拳头。
“打哪里？”
“脸上。大概就是这里，靠近下颏部。”
“下颏周围？”
“大概是吧，是的。我打了她的嘴部。”
“还干了别的什么事情没有？”
“打了她三次。”
“那是在你对她发动性攻击之前吗？”
“是的。”
“是因为她不肯干那件事情吗？”
“是的。”
接近审讯末尾的时候，这名厨房杂工听到一个问题，是要他解释他为什么要杀
死多恩。
“……她开始大叫起来，因此我想，如果就让她这个样子，她一定会告诉她妈
妈和爸爸，那我就会有麻烦了。因此，我就干了一些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她开始
尖叫起来，因此我就把手放在她的嘴上，同时用另一只手抠她。我脱下了她的裤子，
然后跟她性交，然后将她埋起来了，这就是我记得自己干下的所有事情。我直接从
那条胡同回家了。”
在这一切的表面，那少年坦白的事情听上去都是决定性的，但是，在他的答问
之间，有很多否认和180度的转弯。同时，我听不出有什么精心计划的欺骗，也听不
出他在有意构筑一道防线。那厨房杂工只是咕噜地说话，经常是毫无目的的。
我可以看出为什么大卫·贝克有麻烦。不管理由是什么，那个少年对事发现场
非常了解，对伤势和企图掩盖尸体的企图也很清楚，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公开。
有四种可能性存在。一种是，这一切都是他编造的，出自某种令人惊奇的偶然，
他的幻想或他撒的谎非常准确，导致他本人受到起诉；第二种可能是警方无意间将
一些细节透露给他了；第三种可能是他参与了两手谋杀案，但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
精液，也没有留下司法证据；第四种可能是，他目击了所发生的一切。
第一种可能性太小了。如果他得到过大量不正确的细节，而在其中他又说出了
几处正确的细节，那我倒情愿接受这样的可能性。
根据磁带上听到的内容，非常明显的是警方并没有给他提供信息，而且，尽管
他们对他反复无常的回答有些恼怒，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指明他受到了任何压力或
恫吓。
我对这些犯罪行为进行的心理学分析指向一个单独的杀人者，这就排除了那个
杂工成为参与者的可能性。那就只剩下第四种可能性了。是他目击了谋杀过程，还
是在事后被尸体绊倒？到了再次查看十塘胡同的时候了。
在接近人行桥的地方，我走到一处田野的角落，然后朝远处的十塘胡同看去。
因为所站的地方地势较高，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多恩被发现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她最
有可能给人捉住的那个地方。蹲或者坐在树篱中的人很容易就看到几乎是秘密发生
的一切事情。
但是，他为什么要说接触过她呢？是不是他所站的地方离事发地点非常之近，
致使他能够看到多恩的内裤已经给人脱下来了，而且看见她一个人侧卧在那里？
这些问题是那些磁带不能够回答的。
圣诞节的前几天，我回头向大卫·贝克和托尼·佩因特汇报。从他们的立场看
问题，我无法明白自己要告诉他们的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在我开始说话之前，
两个人都相当自信，说警方的问询根本没有向那名厨房杂工透露任何有可能影响其
回忆的内容，也没有对他施加任何压力。
贝克问：“这个小孩是无辜的还是一个共谋犯？”“事情并没有那么直截了当，
也不是那么一点干巴巴的事实，”我说，“他在问询期间得到了一些信息，或者受
到一些压力使他做出与事实不符的坦白。可能这就是你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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