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就必须在场啰？”
“极有可能。我认为他有可能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
“我的天！”佩因特难以置信，直摇头。
“这还能够解释他对多恩·阿什沃丝和琳达·曼恩的不同叙述。在一个案子当
中，他可以说得相当准确，而在另一个案子当中，他一点主意也没有。这表明他根
本就没有参与第一个谋杀案。”
贝克点头，然后将他的椅子向后推得老远：“这么说，我们还得继续查找凶手
了。”
“恐怕是这样的。”
他站起身来：“嗯，我们准备一次性了结这个案子。如果科技能够证明这个孩
子是无辜的，那么，科技也能够向我们指明到底谁是杀人犯。”
“你的意思是？”
“我们要找到留下精液的人。”
贝克解释说，他已经得到许可，对纳波罗区、恩德比区和小索普区所有的男性
居民进行自愿性的血液检测活动。年龄段为琳达被杀时14岁到34岁，并且包括在过
去的5年当中生活、工作或与这3个新区有任何关系的男性，包括卡尔顿·海斯精神
病医院的病人。
这项计划庞大的规模让我吓了一跳。在波斯托克杀人案之前，没有人曾请一位
心理学家描述罪犯的大致特征，但是，贝克愿意接受各种可能性，而且打破了一些
新领域。现在他要发动极其庞大的一项活动，要对数千人进行DNA测试。
“当然，必须自愿进行，”贝克说，“我们已经在向这样的每一位男性发出信
函，征询他们的意见，请他们提交血液和唾液样本，这样我们就能够免除他们受问
询的责任。”
我想，这个办法能够起作用，因为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想法是非常聪明的。
我们都相信，一个当地男性或某个最近生活在当地的人就是杀人者。大部分男性都
会愿意提交样品，使他们自己排除在接受问询的人员之外。不愿意提交样品的人将
接受更仔细的了解，这就使疑犯的人口数减少了许多。
我在想，杀人者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如果他拿出样本，实验技术人员会使
他与谋杀案产生联系。如果他不提交样本，警方会打电话来，这次会将他翻个底朝
天。
“如果有人代替他拿出样本怎么办？”我自言自语地说。
贝克回答说：“我们将要求拿出身份证明。这也不能够保障万无一失，但希望
会得到足够好的结果。”
“如果有人替他做测试，事情就会暴露出来，”我说，“他们将无法保持沉默，
特别是测试结果一直保持为新闻的时候。”
1987年1月2号，消息公布出来，《莱斯特信使》报是这样登载的：“为查凶手，
警方展开2000人的血检工作。”全国媒体迅速转载这一消息，新闻记者从伦敦来到
这里报道行动进展情况。不久，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也都蜂拥而至。
已经在恩德比区的戴恩米尔学校和纳波罗区的布莱比地区议会建了两处测试点。
1953年1月1日之后和1970年1月3日之前出生并生活在这三个区的男性都接到信函。
有早晨和晚上两个测试时段，一星期进行3次。
血样和唾液样由警方医务人员取走，然后送到亨廷顿的东米德兰司法中心实验
室和奥马斯顿的内政部中心研究机构。
第一份样本于1月5日提取，到正月底，1000男性已经进行测试。实验室努力跟
上，但工作还是拖到后面很远。突然之间，这次为期“两个月的行动”开始显出严
重失误的迹象。不仅花费惊人，而且还需要比原来多出好几个月的时间。
说积极的一面，共有90％的人回了信。男性大多真诚应对自愿受检，哪怕这并
不是一项司法要求——这说明各个社团都强烈希望抓到凶手。没有回信的人都受到
更仔细的检查，但是，凶案组的人员一开始就在全国东奔西跑起来，跟踪搬出了这
个地方的那些男性。
媒体称这项测试工作为“放血”，用这个词来指狩猎之前先让猎狗闻闻血腥。
我在这件案子当中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是，我还是定期看看这方面的消息，或者在
电视上看到节目当中提及此次活动。我明白，贝克和他的小组肩负着巨大的压力，
因为这次行动的费用在不停地上升。
在已经接受过问询并在问询过程中进行过记录的数千名男性当中，有一个人名
叫柯林·皮奇福克，他是一名25岁的面包师，琳达·曼恩的尸体发现后的几个星期
内，他搬到了小索普区的一处新房。
问到琳达·恩曼失踪那天的去向时，皮奇福克说他于晚6点开车送妻子卡罗尔去
莱斯特的一个夜校上课，然后回家带3个月大的儿子，直到晚9点她下课时再去接她。
这意味着他在关键时刻无不在现场的证据，但是，因为发生凶案时他并不在当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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