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个案子由D 处一科的帕特里克·斯图尔特接管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卓越的官员，思路清晰，不会算计别人，而且很有勇气。他在战争期间被打残废了，现在只能坐在轮椅里工作，后因身体太差，被迫提前退休。沃森很快就被严密地监视起来，不久又发现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共产党员。从他的谈话的口气来看，他现在也是个共产党员，尽管在对他的多次审查中他从未承认过。
然而调查是有限的。沃森原定要到美国去学习美国最新的反潜探测技术，海军部坚持要在他去美之前先弄清这个案子，于是我们决定审查他。连续六个月，他每天都到国防部来报到。在那里，军情五处最好的审讯员塞西尔·希普对他进行了审问。
沃森一开始表现得像一个被冒犯的高级文官人员，他质问我们有什么权力来盘问他。可当希普开始对他进行追究时，他那种态度便消失了。
他认识伯吉斯吗？
当然认识。
他去过伯吉斯的公寓吗？
偶尔也去。
在那里碰到过什么人吗？
盖伊，安东尼……
还有别的人吗？
是的，有一个外国人。他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他能描述一下那外国人是什么样的吗？
起先，他无从描述，后来他描述出来了。那是个中欧人，深色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听上去这个人像“奥托”，三十年代“五人集团”的领导人。
“‘奥托’这个名字对你意味着什么？”希普问。
“是的——这是那个人的名字。对了，‘奥托’……”沃森回答说，显得过分的热情。
希普又在其他方面对他进行了审问，然后又把话题转到奥托上。沃森是否再次见过他？开始沃森说记不起来了，后来他说也许又见过他，但回忆不出具体的细节。然后，他又记起来了，他们过去常在公园见面，在大街拐角处的路灯下或地铁里见面。
“他给过你什么东西吗？”
“没有，这我可以肯定……”
“你给过他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我想我没有……”
“告诉我，沃森先生，你为什么要在这些地方同他见面？为什么不在你的公寓里或在餐馆里同他见面？”
没有回答。
一阵长长的沉默。
“我对这些人感兴趣，”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更多地了解俄国……”
“你对这些人感兴趣……”希普用讽刺的口吻一针见血地指出。
第二天，希普在沃森面前的桌子上，把三十张照片摊成整齐的扇形。这些照片里包括一九四五年以来到过英国的最重要的一些克格勃官员。
“这里面没有你能认出的人？”希普问沃森。
沃森凝视着这些照片，犹豫地用手指拨动着其中的一两张。他把照片拣来拣去，又把它们握起来。随后又摊开来，他喃喃地对自己说着话。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被隐藏着的话筒捕捉住了。从他对奥托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肯定沃森害怕或怀疑我们掌握了他的直接证据，也许是一张同克格勃官员会面时的监视照片，或有人在坦白中牵连了他。晚上他回家了。我们通过装在他的电话里的特殊装置听到了他在那里低声咕噜。
“他们一定搞到了什么东西，”他不断地低声细语，“他们一定搞到了什么东西，可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搞到的是什么……”
好几个小时以后，沃森挑出了三张照片。第一张是尤里·莫丁——菲尔比的上司；第二张是塞尔盖·康德拉谢夫——乔治·布莱克的上司；第三张是尼古拉·卡皮柯夫——瓦萨尔的上司。沃森承认常常同这三个人见面，有时是在他吃中饭的时候同他们在泰丁顿海军部研究实验室附近见面。他否认向他们递送过机密。戈利金说他知道卡皮柯夫有两个海军间谍，其中一个是海军科学家。康德拉谢夫也有两个间谍，一个是布莱克，另一个是海军间谍。
希普使他感到神情不安。他真的希望我们相信他只是意外地同这四名克格勃官员见面而没有别的原因？他是不是以为我们都是些傻瓜？都很天真？一切都是秘密的，不是吗？他们都是偷偷地会面？他是一个间谍，不是吗？同伯吉斯的友谊、三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隐瞒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秘密工作、同俄国人碰头，这一切不都是很吻合吗？现在该是他坦白的时候了。
希普一天一天地追问他。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他会这么说。于是沃森就重复着他那不可信的故事。一个审问员是否优秀，其标志就是他的记忆力。希普的记忆力很了不起。沃森的谈话中的每一个差异，每一个省略，他都记在了脑海里，然后在几小时或数天以后又把这些东西抛回给沃森。可沃森仍然说着他的故事，从不向对方暗示什么。尽管他嘴唇颤抖，面红耳赤，汗流浃背，但却像一个拳击手一样，即使被打得晕头转向，也拒绝认输。
这种日复一日的审讯持续了六个星期。六个星期以后，沃森看得出憔悴了。他来受审时吃了镇静剂，糊里糊涂地答非所问，根本不清楚我们问了一些什么问题。在绝望之中，希普开始考虑豁免的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获得检察总长的同意，因此，希普只得试探性地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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