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变换一下你的故事吗？”希普问沃森，“如果我们让你获得豁免权的话。”
沃森由于服用镇静剂过量，仿佛不能明白我们向他提出豁免权的问题。审讯只得暂停。
凡听过审讯或研究过记录稿的人，都深信沃森曾经是个间谍，而且大约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在我看来，他能接触到反潜探测研究，在剑桥间谍当中他或许是最具有破坏力的人。有一个细节尤其可以肯定这一点。沃森讲了一个很长的有关康德拉谢夫的故事。他同康德拉谢夫会过面，但看不起他。他仔细地把康德拉谢夫描述了一番。沃森说康德拉谢夫太资产阶级化，穿着法兰绒裤子，一件蓝色呢西服，还牵着一条花毛狗。他们吵了一架以后，从此再没有见面。
这同戈利金早期材料中的一个交待是相符合的。他说康德拉谢夫被派到英国去指挥两个间谍——一个在海军，一个在军情六处。军情六处的间谍肯定是乔治·布莱克。我们总以为海军里的间谍也是布莱克，因为布莱克在加入军情六处之前曾在海军服过役。戈利金还讲了另一个细节，他说康德拉谢夫与那个海军间谍翻了脸，那个间谍反对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拒绝同他再见面，结果前克格勃常驻伦敦的官员克罗文被迫回到伦敦代替康德拉谢夫来指挥这名海军间谍。很显然，这个海军间谍就是沃森。
由于军情五处的坚持，沃森在一夜之间便被调离了机密岗位，转到了海洋地理研究所。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由于沃森并没有认罪交待，我们只得把他在审查表上隐瞒了的共产党员的背景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共产党员的背景情况作为法律上的依据。他没有提出抗议。
审问沃森之后，我决定再作一项尝试来突破他。我安排沃森到一个中立地点——伦敦的布朗饭店去见布伦特。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还不能完全肯定沃森已经明白了我们对他提出豁免，我要布伦特去跟他解释。第二，如果可能，我想解决沃森是不是“五人集团”的成员这个问题。戈利金说“五人集团”的成员相互都认识，但他们知道他们都是间谍。就布伦特所知，这只是个“四人集团”——他自己，伯吉斯、菲尔比和麦克莱恩。像凯恩克罗斯和朗这种被招募来的人，是独立于中央集团成员以外进行活动的。沃森似乎很有可能是第五个间谍的首位候选人。
布伦特起初很不情愿实施这项计划。
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时，他恳求道：
“阿利斯特已经受够折磨了。”
我曾安排布伦特与他以前的密谋分子见过许多次面。同朗和斯特雷特的会面都没有引起什么不愉快。布伦特甚至还告诉斯特雷特说，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揭发了他。但是当我建议他与普利兹男爵联系时，他下意识地感到不安。普利兹男爵在战争期间是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手下的间谍，早已回东德去了。普利兹在战时与布伦特搞过同性恋。乌斯季诺夫把普利兹带出荷兰之后，又回到伦敦去了。一九四五年，布伦特陪着普利兹回到东德，从那以后，他们甚至还有联系。普利兹在大战前后都在为俄国人工作，以便为他回到东德扫平障碍。我有兴趣看看他是否又转向我们这边来。我让布伦特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他能不能准备在赫尔辛基或柏林同我见面。
“那不公平，彼得，那是肮脏的。他对这个国家做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可布伦特知道他是不能拒绝我的要求的。他写了信，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普利兹拒绝了我的要求。
沃森就像普利兹一样，有某种东西使布伦特对承认他与沃森的关系感到坐立不安。他承认同朗，同斯特雷特以及其他人的关系时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一种想尽力保护他们，尽力否定我们对他们的活动所掌握的情况的一种深深的渴望。此外，这还是一种企图躲过交待这一关的渴望。我想，他害怕被他们看出是个告密者。
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到科道尔学院去接布伦特，然后开着车去了布朗饭店。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已经为我们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并和沃森在那里等候着。布伦特极度紧张不安。
“我希望你能给我来点什么喝的。”他在我们到达饭店时这样说。
他和沃森都紧张地互相打了招呼，生怕在帕特里特和我面前流露出任何热情。沃森十分虚弱，就像一个刚从医院里出来的人。最后经我们劝说，他又讲了一遍与俄国人交往的故事。在审讯室里，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可在布伦特面前讲这个故事就显得可笑了。
他们两人都用了大部分时间来谈剑桥，谈奥托，谈在三十年代把立场移往左边。我感到惊奇的是三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积极性结束时的那种奇特的方式：在一个饭店的房间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瓶金酒。他们想要改变世界，但却以改变自己而告终。
“我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阿利斯特。”布伦特说，“我已经坦白了，”他继续说，“我还在这里，你不必担忧。”
可沃森根本不听布伦特的恳求。他们的谈话自相矛盾。沃森无法自持地嫉妒布伦特，显然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如此。然而，这种嫉妒只有在他喝多了酒之后对他的朋友进行攻击时才暴露出来。对他来说，背叛变节仿佛已经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他的一生已经败下来了，于是更加有兴趣地谈论著这一步是在什么地方走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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