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克特显然是布伦特决意不肯告诉我的另一个名字。我去找了霍利斯,请求允许我与普罗克特谈一谈,可他拒绝了。他说那将在白厅引起太多的混乱,那里的问题已经够多了。我得等到他退休以后。霍利斯说毕竟只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嘛。
普罗克特退休后住在一个很可爱的法国乡下的农庄里,这个农庄在阿韦尼荣郊外山峦起伏的乡下。他同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到法国去拜访了他。
普罗克特有一副显贵般的外表,鹰钩鼻子,前额周围的头发已经脱去,带着一股宗教气息。他和蔼而大方地接待了我,这是上层英国人对来访者团有的分寸感。我解释说军情五处正在追询三十年代的事。
“我们只是找找线索,你知道,就是那一类的事……”
普罗克特用文职人员的简洁的语言谈起那一时期。开始时,他没有谈及自己。像一个标准的文职人员,对于其他人的生活和决定,他是一个谦逊的旁观者。可是在他的含蓄下面,我能觉察出一种热情,仿佛他在回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你对在那时的事情怎么看?”我间道。
“你指的是我的政治信仰吗?”他反问道,并对我的委婉报以微笑。“那么,你大概知道我一生当中一直是个左翼分子吗?”
“是真的吗?”
“哦,是的,”他继续说下去,“但从未做过共产党员。我非常想进政府部门去工作,因而没能加入共产党。此外,我没有像伯吉斯那样的人有勇气,他们是公开加入共产党的。”
我问他盖伊是否接近过他,让他为和平事业工作,或为共产国际,或为类似机构工作。
他摇摇头。
“没有,我想没有这样做……没有,我完全记不起这些事了。”
“可盖伊知道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吗?”
“晦,当然罗。我们非常接近。盖伊,我,安东尼。‘使徒学会’,你知道……”
“他从来没有试图招募你,你对此不感惊奇吗?”
他停下来思索。
“我想是这样,现在既然你已经提及到这一点了。事实上,我对他没有招募我实在感到是种奇耻大辱……”
他大笑起来,我也大笑起来。他提议在饭前出去散散步。那时还是冬天,可土地已经在解冻了,仿佛春天就要来临一样。我们又谈到其他的一些事——关于英国,行政机构以及事物发生变化的方法等。
“我们大多数人,你知道,都耗尽了我们的一生为逃避三十年代。”他告诉我说。接着我们回首俯瞰通向他的房子的山谷。
“我们当时都非常快乐,那是我们的世界,可我们在一九三九年却失去了这个世界。从那以后,我们就在想方设法来逃避。”
他指着被黄昏的薄雾笼罩着的农庄。
“那就是我的避风港……”他说。
那天晚上,我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又带着葡萄酒来到他的书房。普罗克特已经喝醉。我能看出他感到我的来访是一种压力。他知道我迟早会转回到伯吉斯的话题上。
他仿佛因喝了葡萄酒打了一会儿吨,醒来时已大汗淋漓,他用手帕开始紧张地擦着他前额上的汗。
“为什么你认为盖伊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招募你呢?”我问他,又为他斟了酒。
普罗克特一饮而尽,自己又倒了一杯。
“我非常钦佩盖伊,”停留了片刻后他这样说,“人们忘记了,你知道,盖伊是多么有才气。他们记不得他在大战前是个什么样子了。他的神情外表,精力和智慧。他们光想到他以后的事。”
我什么也没说,等待着他来打破这种沉默。
他又开始更急地谈着。
“你明白吗,我对他一直是开诚布公的。当我有了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多么秘密的问题,我都要去找他一起讨论。他总是给我以忠告。我想事情的真相是盖伊没有必要招募我,他可以获得他想要知道的一切,他只须说一声就行了。”
“一九五一年呢?”我问,急切地想在他谈话时施加压力。
“不,不,不,”他倒抽了一口气,“你完全弄错了。我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才在一九五O 年离开的,跟这完全没有关系,那是因为我的第一个妻子瓦尔达。她自杀了,你知道,在一九五一年。”
“你在盖伊离开之前见到过他没有?”
“没有——可我妻子看到过他,大约是在他走的六个星期以前。她和她的父亲与他很接近,当时我在哥本哈根。”
“以后她就自杀了?”
“从那以后不久,是的……”
他坐起来并看着我,突然清醒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想提及这事。我向你保证,跟这完全不搭界。”
他又颓然倒在椅子里,就像一个被剥夺了圣职的传教士一样瘫软了。
“这两件事都是可怕的,骇人听闻的。”他平静地说,“一两年以后我才恢复过来。爱德华·布里奇斯邀请我回行政机构来工作,我这才回到了英国。”(爱德华·布里奇斯当时是财政部的常务副大臣和国内行政机构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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