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弄清普罗克特的第一个妻子瓦尔达为什么要自杀以及她同伯吉斯讨论了些什么。有关普罗克特的真相难以判断。我倾向于他从未被正式招募过的说法，但我不相信他在一九五0 年去丹麦与伯吉斯毫无关系这种断言。然而这个案子无论结果怎样，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他当时是鲍德温的私人秘书，他把他办公桌里的机密都给伯吉斯看过，或许这样一直持续到了一九五0 年。
在以后一次我与布伦特会面时，我把我同普罗克特讨论的事告诉了他。
“你没有向我们谈到过他，安东尼。”我说，带着责备和气愤的口吻。如果布伦特感到这种撒谎是朋友之间的事，他总是焦虑不安。
“你又一次保持缄默——为了保护他。”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仿佛他能看到过去。
“丹尼斯怎么了？”我又问。
“我能说的只是他是盖伊最好的情报来源。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他最后说，“我只知道他现在仍然在政府部门……”
“可你可以猜测……”我有些不耐烦了。
布伦特拉上窗帘，仿佛对外面广场上的嘈杂声。灰尘和风气有些失望。
“除非你有过这种生活，彼得，否则你是不会理解的……”
“哦，我有过那样的生活，安东尼，”我说，突然感到很生气，“或许我知道的有关三十年代的事甚至比你知道的还多。我记得我父亲因为没有工作而发疯一样地酗酒，我记得我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我的世界，我的一切。我知道三十年代的一切……”
在D 处三科的研究当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牛津大学有一个集团存在。过去，苏联的招募工作主要是与剑桥大学有关，可当布伦特坦白之后，我们认为伯吉斯和克卢格曼显然以同样的方式把牛津作为目标。牛津集团的第一个稳定的情报源是布伦特在科道尔学院的同事菲比·普尔。布伦特承认她在三十年代是他的信使。我迫切想要见到她，她同布伦特的关系很好，两个甚至合写过一本关于毕加索的书。
布伦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正处在精神分裂的状况中。他说如果我直接找她谈话，她会闭口不谈的，或许更糟，因此他为我安排了一个代表——科道尔学院的另一位高级人物阿妮塔·布鲁克纳，我可以让她把我提出的问题转告给普尔。一定程度上的弄虚作假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让布鲁克纳告诉普尔，我们正在对三十年代的事进行新的调查。安东尼想知道有没有别的什么人他可以报警。
菲比·普尔告诉阿妮塔·布鲁克纳，她过去常常为奥托把消息传递给彼得和伯纳德·弗拉德兄弟俩。彼得过去是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馆长，已经去世了，可他的弟弟伯纳德是一个高级的工党议员。普尔还说有一个叫珍妮弗·费希尔·威廉斯的年青妇女也参与了这事。她敦促布鲁克纳保证安迪·科恩即高级外交家安德鲁·科恩爵士也得到警报，因为此人当时也冒着风险。所有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除了安德鲁·科恩以外（科恩曾是一个“使徒”和剑桥的学生），其他的人都与“克拉伦顿’有关，这是三十年代牛津大学的一个供左翼分子聚餐和讨论的俱乐部。该俱乐部曾是苏联间谍招募中心，这是第一个有力的证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珍妮弗·费希尔·威廉斯的名字出现时，她已经同前军情五处的官员赫伯特·哈特结了婚。我拜访了她的丈夫。他是牛津大学在学术上颇有声望的法理学教授。我问他是否可以代我找一下他的妻子。他立即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向她保证不使她的地位受到威胁，她同意来见我。
珍妮弗·哈特是一位讲究穿着的中产阶级妇女。我想，她这么大岁数还着时髦的短裙和白色网眼长统袜，完全不合时宜。她很坦率地讲起她的故事。她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优越感，仿佛把我对三十年代左翼政治的兴趣与窥视女士们裙子里面等同起来。对她来说，这是很俗气的，而且是很不雅的。
她说她在三十年代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而且有一个俄国人拉拢过她。根据她的描述，这个俄国人肯定就是奥托。奥托指示她转入地下活动，她常常在凯维花园与奥托悄悄见面。她告诉我她仅仅是地下党的一员。一九三八年她进了内务部以后就再没有同奥托见过面了。她在内务部的一个很机密的部门工作，该部门负责处理那些截听电话的申请。她还告诉我，她从未传递过任何秘密消息。
她说她还有另外两个联系人。一个是伯纳德·弗拉德，也就是招募她的人；另一个只在一段很短时间里指挥过她。她从一张照片上认出，这个人是阿瑟·温，他是伊迪丝·杜德·哈特和她丈夫的好朋友，在加入行政机构之前是工会圈子里的积极分子。
听了珍妮弗·哈特的话，我感到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以牛津大学为基地的单独的间谍集团，但是，要进行调查是极其困难的。安德鲁·科恩爵士（曾在剑桥后来成了外交官）差不多在不久后就死于心脏病，因此就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彼得·弗拉德已经死了，他的弟弟看来更有希望，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指名让他担任工党政府里资历很浅的大臣级职务。军情五处受命为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我们反对并请求允许根据珍妮弗·哈特的指控对弗拉德进行审讯。在当时，威尔逊是有权禁止对任何议员进行审问的，但当他阅读了军情五处的文件之后，他却批准进行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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