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一科因报告并不是霍利斯一生当中的唯一不幸，当他快退休时，“流畅”工作的框架已经定形。工作组成员包括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特伦斯·莱基和杰弗里·欣顿以及在一九六五年调人的阿瑟·马丁，军情五处的人员有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安妮·奥尔尤因和D 处三科的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我担任工作组组长。文件直接发到D 处处长亚历克·麦克唐纳和反间谍处处长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那里。我们每星期四在我的办公室或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六楼会议室里碰头。
开始时气氛很紧张。每个成员都明白手头这项任务的可怕意义——详细检查关于英国情报机关被渗透的每一项指控。“流畅”工作所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改变阿瑟和我在米切尔案件中采用过的解决渗透问题的方法。一九六三年，当我们把渗透案件呈报给狄克·怀特时，我们着重于依赖对技术案件和双重间谍案件中特殊情况和矛盾疑点的各种分析，行话称之为“脱节”。“流畅”决定对所有的“脱节”不予理睬，它们掩盖了叛逃者提出的有关渗透问题的明确指控，而只有这些明确指控才是原始的依据，于是我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些指控上面。
第一个任务是核对这些指控。在米切尔调查工作中，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此我提议把它作为D 处三科研究项目的整体的一部分来进行。
经过六个月的工作，我们编辑了一份庞大的档案，其中包括指控的全部清单——共有二百多起指控，有的指控甚至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指控被分发给组内的各个官员。来自波兰的指控，如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分配给特伦斯·莱基。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负责处理军情五处的旧的指控，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负责戈利金的材料，我查阅克里维茨基、沃尔科夫和“维诺纳”行动档案。
指控搜集完了之后，我们立即对它们进行了评估。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每一项指控，并对它的正确性做出决定——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肯定它是真的。例如，一个叛逃者可能会说军情五处或六处有一个间谍，我们能否判断出这项指控的真假？如果我们确信这项指控是真的，那么就用反间谍工作的行话称之为“一张真清单”，然后我们再核对每一项指控是否被归到一个已知的间谍身上，如菲尔比、伯吉斯，或布伦特，如果已经归纳上去了，我们就根据以后出现的情报，再对这种归纳进行重新检查。
对指控的评估取决于我们记录的质量。军情六处的档案混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每一个地区科和反间谍处都保存着他们自己的记录。军情六处是情报提供者，而不是整理者，几乎不考虑建立一个有效的记录保存系统，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指控被搁起来而不加以解决，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对军情六处的档案室进行改进，并把这作为我们的一份附加工作来完成。一九六七年，阿瑟终于离开了反间谍处去接管了军情六处的档案室。他在那里对档案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为英国情报部门做出了最后一项重要贡献。
经过全面的检查，二百起指控分别被归纳到六类当中的一类里：
a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可确切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b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几乎可以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C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但不可能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d 由于情报材料不足，不可能断定该指控是不是“一张真清单”；
e 该指控有待质疑；
f 该指控不是“一张真清单”，如同废话。
霍利斯快退休时，“流畅”工作开始揭示出了一副描绘军情五处被渗透的历史的新图画。许多指控以前已经被归到已知间谍身上，如归到菲尔比或布伦特身上，但经后来详细调查后，发现它们被归错了。我们对二百起指控进行了重新审查，其中有二十八起属于最重要的C 类——它们全是“真清单”，但却指向尚未发现的间谍。
在这二十八起指控中，有十起是真正重要的指控，都与军情五处有关：
1 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2 古曾科的“埃里”，时间也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3 斯克里普金的叛变，时间是一九四六年（情报一九五四年来自拉斯特沃罗夫）；
4 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特务”，时间从五十年代起；
5 戈利金的斯克里普金调查的情报，时间也是一九四六年；
6 戈利金的克格勃总部用来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材料的特别保险柜的情报；
7 戈利金的克格勃总部存有英国情报部门材料的档案索引情报；
8 戈利金的“技术问题”文件情报；
9 戈利金有关保护苏联在伦敦的侨民区特殊安排的情报；
10戈利金有关泄漏克拉布潜水行动的情报。
戈利金的各项指控时间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
这份清单的真正惊人之处在于它的排列方法。它是按照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三年这个清楚的时间年月顺序来排的。戈利金的材料虽然新一些，但并不十分明确，还不足以指向某一个官员，但它表明这些指控显然是针对上层渗透问题的。前三起指控虽然陈旧，但却改变了“流畅”工作，并将矛头第一次指向了霍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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