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人当中有一人会是间谍，你认为呢？”我问她。
“他们两人都不值得信任，”她告诉我，“但如果让我来选择谁更有可能是间谍的话，我会挑选罗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霍利斯亲自打来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如此随便，一改他过去的做法。以前没有他私下的通知，我从来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他在门口热情地招呼着我。
“到这边来坐。”他笑容满面地说。
他拂去了沙发上想像中的灰尘，坐在我对面的一把安乐椅上。这也令人感到奇怪，霍利斯通常坐在一把直靠背椅子上。霍利斯急于使这次会见随便些，于是他不自然地闲谈起他即将退休的事。
“艰难时期，”他说，“养老金不多，每样东西都要花钱……”
“你的安排计划是什么呢？”
“哦，我想到乡下去。我在那里有一小块地方。马上摆脱这一切。打打高尔夫，散散步……就像这类的事。”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想到几个星期后我的照片就要挂在那里了，真觉得好玩。”他说着，抬头看了看墙上那些俯视着他的肖像。这些肖像神态各异：凯尔的僵直的军人姿态，皮特里的装腔作势的潇洒，西利托是个驼背耸肩的警官，狄克的轻松而超凡的魅力。
霍利斯转过头来面对着我，向前俯躬着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并且无缘无故地傻笑着。
“彼得，在我走之前我只有一件事想要问你。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我是个间谍。”
我必须迅速地想一想。如果我向他撒谎，而且他知道了我在撒谎，那么那天我就完蛋了，所以我向他讲了实话。
霍利斯对此表现得很自然。大约十年前，他和我讨论蒂斯勒之时起，我们就开始产生了对抗。现在这种对抗公开了，它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摆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面对过去所有秘密培育出来的怀疑，仿佛再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都是根据过去那些指控，先生，”我告诉他，“还有导致案件出问题的线索。你知道我对战后失败的看法，这是一个消除的过程。首先是米切尔，现在是你。”
“哦，是的——但肯定你在注视着新的情况……？”
“是的，是过去的指控，先生。”
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沃尔科夫的清单、重新翻译的电文、古曾科的埃里以及斯克里普金的报告都对他说了一遍。
“好啊，彼得，”他和气地笑着说，“你已经给我戴上手铐了，不是吗？……”
我想插上一句，可他把双手的手心朝着我，让我保持沉默。
“所有我能说的就是我不是个间谍。”
“可是先生，在‘流畅’会议之前，我能下什么定论呢？什么定论也没有……”
“我也许能找出审讯古曾科的笔记来……”他说得并不肯定，“说句老实话，我真的回忆不起斯克里普金了，还有沃尔科夫……”
他用削尖了的铅笔敲着他坐的椅子的边缘，咔嚓咔嚓地碰着牙齿。
“我不认为你在沃尔科夫问题上是对的。为什么菲尔比要远远地跑到土耳其去？他应该先核对一下。”
他叹了口气，仿佛全是过去的事了。
“‘流畅’是很有用的，不是吗……？”他突然问道。
“我想是的，先生。我想这项工作早就应该开始。”
“是的，我就认为你会这样想……麦克唐纳并不这么肯定——嗯，我想你是知道这一点的。”
“他收到了报告，我想他读过了这些报告。”
“哦，是的。我肯定我们大家都读过，”霍利斯回答说，“很引人入胜。全部的历史。抖掉管子上的蜘蛛总比不抖掉的好。”
他又无缘无故地傻笑起来。
“好了，谢谢你的坦率，彼得。”他说着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我得继续工作了。跟你聊聊还真不错，可是……”
他僵硬地挪动步子回去继续于工作了。我们俩像两个演员一样，从不同的两侧退场，我们扮演的角色演完了。
我再也没有见到霍利斯。不到几个星期，新局长马丁·弗尼瓦尔·琼斯搬进了那间办公室。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把墙上那些肖像拿走，并把它们挂在接待室里。
“这种工作不需要观众。”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含糊地咕噜着说了这句话。
琼斯的言语不多而决心很大，他很适合干这种工作。他确信自己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问题——苏联进攻的规模，这是就苏联在伦敦的情报官员相对于他手下那几个可怜的数量而言。作为局长的任期职责是展开一场扩大军情五处并削减苏联外交人员的战役。他在第一件事上获得了一些成功，他在第二件事上最终也取得了胜利。
琼斯的首要任务是反苏联间谍。他接任后，处理这个问题的整个方式全都改变了。以前我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批准，而对琼斯我可以打电话给他，或直接去见他，并能当场得到一个决定。他毫无保留地支持D 处三科的调查工作，并爽快地批准所有的重要会见。他在对案件进行有价值的判断上从来不缩头缩脑，如沃森案件和普罗克特案件。如果证据使他信服，他就会采取行动。琼斯是一个不耍心计的人，表面上是一副典型的英国绅士派头，但实际上却十分倔强。这使他在白厅里没有几个朋友，但这种性格正是情报机关所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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