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任命安东尼·西姆金斯为他的副手，这使我感到难过。西姆金斯大概是我在军情五处最不喜欢的人了，他对我的感觉也差不多一样。我知道他一旦被任命为副局长以后，我就会遇到麻烦。西姆金斯是一个律师。几年前，他和我就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他当时是C 处的处长，他在那里有过一些不显眼的成功。那时我被指定担任一个联合工作组组长，该工作组包括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外交部和政府通讯总部，其任务是检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技术安全，因为负责截听当地苏联通讯的无线电室发生过一次火灾。调查结果很清楚，苏联人不仅故意放过火，而且他们在一段时间里接触过该无线电室。苏联人每天晚上都在辨认我们无线电接收机的变动，因而他们知道我们在截听什么。使馆里打扫卫生的苏联人甚至干脆就卸下安全门锁上的销栓，长驱直入。
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我还解开了沃尔科夫清单上的另一个谜。沃尔科夫声称苏联人能读懂英国外交部在莫斯科所使用的密码。麦克莱恩肯定把他在外交部接触到的所有密码都出卖给了俄国人。但是，外交部的记录表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期里用的是一次性密码本，所以不能归咎于麦克莱恩。
想起我在一九五一年搞“那玩艺儿”的事，我敢肯定苏联人一定在使用一种隐藏的话筒系统，我们最后找到了两个埋藏在密码室屋顶的石灰板内的话筒。在战争期间，大使馆的一次性密码通讯按惯例是由两个人来处理的，一个人读电文内容，另一个人则把他读出来的电文译成密码。苏联人用他们的话筒干脆把原文录下来。建筑研究实验室干得非常出色，使我们能够确定埋藏话筒的时间可能是在一九四二年。当时大使馆在古比雪夫。
工作小组的报告认为，它发现了大使馆内的安全令人吃惊地处在一个持续异常的水平上。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意一项极为重要的意见，就是要求专门确定一个军情五处的官员来负责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我把这份尖锐的报告交给了当时的副局长琼斯，请他批准后再送外交部。琼斯建议我，出于礼貌应把它给西姆金斯看一看，他好歹还是负责安全保卫的C 处处长，从技术上讲，工作组触及了他的范围。我拿一本复制件给西姆金斯看。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几小时之后就气势汹汹地通知我上他的办公室去。
“你不能把任何类似这样的东西送给外交部，”他说，仿佛我把调查工具作为礼物送给教皇似的。
“为什么就不能？”我问，“该让这帮混蛋尝尝滋味了。整个地方是一片混乱！”
“啊，对不起。那是外交部，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你没有资格把这样的报告送去。我反对批准它！”
他用一支蓝色铅笔把报告乱画一气，令我震惊。我把报告拿给琼斯，让他看看西姆金斯干的事。琼斯哼了一声，告诉我用打字机打好，原封不动送走。
“该死的外交部，”他咆哮着，“我碰上了他们这该死的运气……”
报告送走了，军情五处年青的官员托尼·莫申也被派到了莫斯科。从那时起，我便知道西姆金斯是我终生的敌人。
琼斯接任局长不久，“流畅”工作组向他和秘密情报局局长狄克·怀特提交了第一份报告。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列出了二十八项我们认为是可调查的真清单的指控，但这些指控并没有归纳到任何一个已知的间谍身上；报告的第二部分是以记叙文的形式写的指控情况，从一九四二年古曾科的埃里指控开始，到一九六二年戈利金的情报为止，暴露了或多或少的渗透连续性。这份报告被分别送到了两位上司手里，可半年以后这份报告才得到重新讨论。他们让我们重新提交我们的新发现，只列出我们认为是可以进行调查的指控，并根据我们的判断列出最符合指控里的怀疑对象的名单。
“流畅”工作组决定，应该调查古曾科的埃里和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由于这两起指控在时间上颇为接近，因此对它们应该同时考虑。怀疑对象的名字被清楚地打印在纸角上。没有头衔，也没有等级，只是一个名字：罗杰·霍利斯。
我们报告中所包含的第三起指控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它同前两起针对霍利斯的指控一样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中级间谍”的故事开始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过去都知道是“狙击手”的戈林涅夫斯基终于同意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以澄清他在波兰写的匿名信中的指控的一些细节。以前，由于我们没有抓到“兰布达一号”乔治·布莱克，戈林涅夫斯基不愿意同任何一个直接从军情五处来的官员见面。现在布莱克在监狱里，于是戈林涅夫斯基会见了具有半个波兰血统的波兰科科长。
当军情五处同戈林涅夫斯基见面时，中央情报局怀疑他正患有精神病。他开始产生幻觉，认为他自己是沙皇的后裔。尽管如此，他对情报的回忆仍然是惊人地准确。一天上午，在同他进行会谈时，他宣称要讲出他以前从未讲出过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在过去没有提及它，是因为英国人在追捕布莱克的事情上搞得一团糟，但是他知道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个中级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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