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人在表面上虽然刚硬，在局里的地位也很高，可在胡佛面前却十分懦弱。我感到，这种无限忠诚有些不自然。当然，他们是钦佩胡佛的。这是因为他早年成功地把一个腐败无能的组织建成了一个有效的、令人生畏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机构。可是人人都知道胡佛受着难于启齿的隐疾的折磨，他们却从来不承认这个事实，就连私下地默认也没有，我感到很奇怪。
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同这两个人讨论了蒂斯勒案件和“筏夫”的技术意义，直到与胡佛会晤的时刻到来。我们穿过迷宫般的走廊，看到了许多年青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他们整洁、健康，穿戴得体，梳着短发，一脸正经的神情。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使我想起了医疗卫生诊所，到处可见抗菌的白色瓷砖在闪着亮光。工人们整天忙乎着，经常重新刷油漆，打扫卫生，上地板蜡。如此洁痹，令人怀疑其灵魂是否阴暗。
胡佛的房间在一套四间相连的屋子中的最后一间。贝尔蒙特敲了敲门，走了进去。胡佛站在他办公桌的后面，身穿一件耀眼的蓝色西服，看上去比照片里高瘦一些。起褶的肌肉从他那皱纹丛生的小脸上搭拉下来。他坚实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但并没有欣慰的感觉。
贝尔蒙特开始向他介绍我来访的原因，可胡佛却尖锐地打断了他。
“我看过报告了，艾尔。我要听赖特先生给我谈。”
胡佛用他那墨黑的眼睛盯着我，我开始简略地谈到“筏夫”发现的经过，他几乎立即打断我。
“我想你们对我们的捷克情报源提供的情报感到满意了吧……！”
我开始回答时，他又把我岔开。
“你们的安全组织从华盛顿这里捞到了不少好处，赖特先生。”
他声音里暗示着不止一点的威胁。
“如果这些好处对我们国家的安全造成了问题，我可就要劝告总统了。像这起案件，我得亲自关注，尤其是英国在这起案件中所遇到的问题。我需要知道我是否处在一个安全的地位。我说明白了吗？”
“当然，先生，我完全懂了……”
哈里·斯通忙着细看他的鞋带。贝尔蒙特和沙利文坐在胡佛办公桌的另一边，被阴影遮了一半，我就只是一个人孤军作战。
“我想，你会在我的报告里看到……”
“赖特先生，我的人把你的报告做了一个摘要，我对你的经验教训很感兴趣。”
没等我回答，胡佛就开始激动地谩骂西方面对共产主义的进攻显得无能。我同意他的许多观点，只是对他说话的那种腔调感到厌恶。我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胡佛几乎是用刻毒的口吻提到他们的名字的。
“在我们局里，赖特先生，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的官员们都是经过彻底审查的。这可是教训啊！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当然，胡佛先生。”斯通插进来说。
胡佛突然又凝视着我，说道：
“要全面警惕，赖特先生，要全面警惕，我们局可是在日夜戒备啊！”
他猛然站了起来，这意味着会晤结束了。
在遭受了胡佛的折磨的第二天，我和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共进午餐。我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见过他。他思路敏捷，对赢得冷战抱定决心，其理由不只是为了好斗取乐。我喜欢他，他给了我足够的暗示，鼓励我考虑一起干工作。
安格尔顿这颗明星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在华盛顿升起的，尤其是他从他在以色列的同行那里搞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他是冷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招募来的人之一，在赖德街军情六处的旧办公地点里受过反间谍技巧训练。训练他的是菲尔比。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他的这位喜欢抽烟斗的英国教官一见如故。一九四九年，菲尔比被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后，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菲尔比发现了这位崭露头角的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沉溺于策划阴谋。很快，安格尔顿在英国情报官员当中获得了经常企图利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的敌对情绪从中捞取外快的名声。
我乘出租汽车去了乔治城。此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优雅的红砖房子，树木成荫的街道以及密集的书店和餐馆。我到达哈维餐馆时，安格尔顿早已坐在那里的一张桌子旁了。他面容憔悴而消瘦，穿着一套灰色西服，一只手里捧着一大杯杰克·丹尼尔牌啤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香烟。
“胡佛怎么样？”当我坐下来以后，他用嘶哑的声音问我，仿佛把一撮砂砾撒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灵通，吉姆。”我回答说。
他那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与那套丧葬服一样的西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知道他是在探听消息，中央情报局对蒂斯勒以及他的揭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和联邦调查局有着默契，我们向他们通报“筏夫”行动，但他们必须烙守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联邦调查局交交朋友，伦敦时下很兴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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