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费时间，”他说，“我记得你们早就在设法接近他。可他总是对我们讲，他忍受不了英国佬。”
我感到有些愤怒，虽然我知道这正中他的下怀。
“嗯，我也不能说中央情报局就更友好一些。”
“过去的十年里，你们在华盛顿把许多信誉都丧尽了。”他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像胡佛这样的人，”他继续说，“看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看到军情五处的现状，总要问：‘这有什么意思？’”
他叫来侍者，我们点了菜。
“你完全离题了，吉姆，”我说，“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年前他们是完全不可能任命我当科学家的，可现在我在那里了，并且还不断有新的人涌进。”
“我进过英国的公学，”他讥讽道，“你们那帮人的水平我是清楚的。”
“老是抱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没有什么好处。那些事都过去了，世界更小了，我们应该重新合作。”
我为自己突然如此动感情而感到惊奇。安格尔顿始终端坐在那里，一刻不停地吞云吐雾。
“你从胡佛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他咕噜说，“他也不情愿为你们提供帮助。”
这顿午餐用了很长的时间。安格尔顿什么也没有透露，却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向我提了许多问题。菲尔比怎么样了？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间谍。还有，尽管已是一九五九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仍然是个触动神经的事，安格尔顿想知道每个细节。他甚至问我，是否可以从军情五处搞到阿曼德·哈默的档案。此人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由于同苏联有广泛的商业往来关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情报界的注意。可是我认为这样做有些粗率。
“我们是朋友，吉姆，可还没有到那么亲密的程度。”
五点钟左右，我送安格尔顿上了他的汽车。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不久我才知道，别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们家的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股东之一，因而喜欢挥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凑巧，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他感到很恼火。我从口袋里摸出贾格尔做的撬锁铁丝，不到半分钟就把车门打开了。
“不错，彼得，不错！”他满脸堆笑地说。他知道我此时正在自我陶醉哩。
“顺便说一句，”我说，“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如果你在华盛顿不帮助我，我就要请愿意帮助我的人来干了。”
“让我想想，看能做些什么。”他喃喃地说，然后钻到汽车方向盘后面，目不斜视地开着车走了。
实际上，虽然华盛顿方面持怀疑主义态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国的情报部门在技术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军情五处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新技术，即“筏夫”和“咽吞”技术。
第一步，我们把苏联大使馆继续置于“筏夫”的监视之下。霍利斯说服了态度勉强的财政部，让其在军情五处的秘密拨款之外，再为军情五处买一幢房子。这幢房子挤在苏联的几幢外交楼之间。我们在阁楼上安装了“筏夫”接收机，并在这幢新房子和邻街的目测监视楼之间挖一条隧道，把探测到的大使馆内的信号通过埋在隧道里的电缆发送回去。我们让西里尔·米尔斯作为房客住在这幢楼里。他在战争时期是军情五处的官员，现在是著名的马戏团的老板。此后的许多年里，米尔斯就在这幢楼里经营他的马戏业务。如果要往这幢楼里运送人员或设备，或清除隧道里的垃圾，就用“米尔斯马戏团”那辆花哨的车子去干，这样掩护得十分巧妙，俄国人从来没有往这一点上去怀疑。
我们仔细地用了几台直接接收机来搞‘筏夫”行动，每一台都使用一种兆周频率，目的在于使我方没有振荡器，这样做是防止万一俄国人也研制出一种“筏夫”技术。米尔斯的房屋之谜在整个六十年代都没有暴露，直到有一天晚上报警器发觉有两个俄国外交官爬上了房顶。他们打破了一扇天窗，可还没有来得及从屋顶爬进来，就被管家吓跑了。米尔斯向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可我们在猜想，俄国人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已经知道我们存在于这幢楼里。
房子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把我在加拿大阅读“冠石”档案时所筹划的那种试验付诸实施。我们系统地捕捉了信号，看看苏联大使馆内的接收机是不是在监听莫斯科播给英国特工人员的信号。这些都是高频信号（HF），而监视队的无线电是特高频（VHF ） 信号。 俄国人在他们的高频接收机上用了大型无线电放大器，使“筏夫”行动更为困难。可是政府通讯总部研制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设备，不到六个月，我们就成功地捕捉到了大使馆里的俄国人例行监听从莫斯科发来的四种信号。
第一种信号的代号叫“粗暴”。我们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十点三十分收到它的，摩尔斯信号的声音响亮而清晰。俄国人当时也在用同一种频率进行收听，我们的接收机跟踪到了一个振荡器发出的呜呜声。政府通讯总部分析了“粗暴”，认为它来自莫斯科地区，每周播发两次。密码分析专家们十分肯定这个摩尔斯电码里含有真正的通讯。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来跟踪“粗暴”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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