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利斯试图躲避这一攻击，但是阿瑟步步紧逼。他知道霍利斯做得太过火了。西蒙兹承认他对有关戈利金的材料知道得太少，无法提出一个权威性的意见。琼斯也认为，对戈利金做进一步的工作是较稳妥慎重的解决办法。霍利斯感到他已经无法控制这个会议了。他恼怒地扔下他的笔，指示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对戈利金的一系列尚不甚分明的材料进行最后一次审查。同时，他命令，米切尔的案子到此结束。
这次会议后，我去找了琼斯。我说，局长委派一个官员研究任务却不跟我这个研究部门的头头商量一下，而且当时我正整天忙于对付从布伦特、朗、凯恩克罗斯以及在华盛顿的叛逃者那里接题而至的大堆材料，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
“事情本来已经够难的了，”我说，“但是如果我们还要各自为政，那岂不是乱套了吗！”
琼斯看清了问题所在，我们这个系统已经超负荷了，他同意我们增加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去削弱这种合作的观点。我提议我们尝试去建立某种部门之间的工作组，来专门研究从供词和叛逃者那里得到的有关英国情报机构渗透问题的全部材料。琼斯说，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么。
不久后，他打电话来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对我说他已经把整个事情和狄克·怀特讨论过了，怀特赞成建立一个这样的委员会。狄克去说服霍利斯，后者最后勉强表示同意。这个委员会由军情五处D 处的人员和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人员组成。它向D 处的处长和反间谍处的处长报告，并由我担任执行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代号叫“流畅”。
霍利斯用对西蒙兹的报告争吵作借口来压缩阿瑟的权力范围。他把现在正在成长发展的D 处一科一分为二：D 处一科负责指挥战役和行动，新D 处一科（调查科）处理反间谍方面的调查。阿瑟仍留下来负责被截短了的老一科，而西蒙兹则被提升为副科长，负责新一科（调查科）的工作。
这是对阿瑟的一个残酷打击。因为对阿瑟来说，从四十年代末以来搞调查就是他的命根子，并且从一九五九年他回来以后，就一直以主要精力从事调查工作。不让他担任“流畅委员会”主席已使他烦恼不安了，尽管他知道这基本应该是D 处三科的业务范围。但是在他自己的部门被他以前的下属、长期以来一直把阿瑟看作他的导师的西蒙兹所取代，对他来说无异于吞咽一副难咽的苦药。阿瑟感到他被西蒙兹的报告出卖了。他不能理解西蒙兹怎么能在相隔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两份看上去内容相互矛盾的报告。他深信军情五处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阿瑟变得非常鲁莽，就好像一种总是处于潜流状态的自我毁灭的冲动突然征服了他。他坚信，他成了牺牲品是因为他忘我地追踪渗透问题的缘故。使事情更为糟糕的是，霍利斯指示，尽管这二个部门是彼此独立的，但还让阿瑟对两边都进行照看，以尊重他的广博的经验和知识。这是个荒谬透顶的安排，必然导致灾难。这两个人不断地争吵。阿瑟认为这种照看意味着控制，而西蒙兹则要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最后，有一次阿瑟专断地命令西蒙兹带着他的办案人员出席会议，而西蒙兹却拒绝执行，于是他们终于闹翻了。阿瑟告诉西蒙兹，说他正在妨碍他的协调工作，而西蒙兹则反驳说这是阿瑟对他的于涉，并向卡明递交了一份书面的控告材料。卡明把这份材料交给了霍利斯并建议立即将阿瑟解雇，霍利斯对此欣然同意。
这件事情在下一次的处长会议上进行了讨论。阿瑟在那里没有盟友，许多处长都感觉受到他那强硬的、有时是狂放不羁的工作作风的威胁。在这些处长当中他只有比尔·马根一个朋友，他坚定地护卫阿瑟直至最后。但在作出决定时，比尔刚好缺席。
我记得，事情发生的那一天，阿瑟来到我的办公室，神情出奇地安详。
“他们把我解雇了，”他简单地说，“罗杰给了我两天时间清理我的办公桌。”事实上，他被调到了军情六处，这是由于狄克·怀特的坚持并克服了霍利斯的反对才安排的。尽管这个调动保住了阿瑟的养老金，但他的事业却在其全盛期中断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真有此事：一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反间谍官员，当时由于他的娴熟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而享有名副其实的国际声望的专家，却为和官僚上司之间的小小的口角而遭到解雇。正是此人，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把D 处一科从一个极其缺乏效能的部门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富于进取心的。高效率的反间谍单位。不错，这个部门仍然人员不足，但这不是阿瑟的过错。
阿瑟的最大缺陷就是他的天真质朴。他从未理解这些年来他树敌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他的错误是认为提升应和相当的成就为伴。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也自认为有这样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不在渺小卑劣的内部咬斗上。他要斩杀恶龙，和外部世界的猛兽格斗。他从不理解为什么支持他的直率做法的上司居然寥若晨星。他容易冲动，容易着迷，脑子里常有一些独特的想法。但是军情五处没能扬弃他的冲动，没能发掘他的伟大天才，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抹不掉的污点。
在他被解雇的那天晚上，他说：“对我来说，离开这个地方真是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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