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后，留下来的只剩布伦特和菲尔比了。他和菲尔比的交情比起伯吉斯来却要淡薄得多。菲尔比个性很强，好支使人，然而他极其需要布伦特。布伦特仍能从他在军情五处里的从前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消息，从而能为菲尔比提供一些有关针对他的案情发展的零星材料。他们常常全面讨论他们幸存的机会。菲尔比除去他在军情六处的职业生涯，似乎没有什么事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完全不理解艺术和学术成就对于布伦特的重要性，即使在那张罗网把他俩紧围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
“金和我有不同的生活观点，”布伦特告诉我，“他毕生只有一个抱负——当一名间谍。而我还有其它的追求……”
布伦特佩服菲尔比，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对菲尔比绝对的信念和冷酷无情的一维生活观念的恐惧。布伦特需要爱情，需要艺术，最后需要英国政府中的舒适的生活。而菲尔比则是过着从床到床的单调生活；他对女人抱有一种阿拉伯式的态度，需要的只是来自谋报活动的刺激。艾赛亚·伯林曾对我说：“安东尼的困境在于，他既想要用社会的猎犬去打猎，又要同共产主义的野兔跑在一起。”
“金从不会动摇。”他说，“他永远是忠诚的，直至最后。”
一九六四年末，我被淹没在大堆的来自朗、凯恩克罗斯和布伦特供词的材料中。此外还有一项繁重的任务，即核对和系统地重新考察自一九六0 年以来各种叛逃者交给军情五处的所有材料。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西蒙兹关于米切尔案件的第二份报告终于送到了我手上。
一天早晨，大约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大选的前两周，霍利斯的秘书给我送来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并告诉我当天下午去局长办公室讨论这份报告。我连把它读完都嫌时间少，更不用说研究它了。西蒙兹积极地遵循霍利斯的指示，花费了八个月的时间准备了这份文件。他从来没有同阿瑟或者我讨论过这份文件的内容。但是，它的锋芒所向则是足够清楚的。西蒙兹利用布伦特的供词重新估价了米切尔案件，当然，在拟写第一份报告时，我们还不拥有这些供词材料。按西蒙兹的说法，针对米切尔的案子并不十分有力。西蒙兹不准备排斥新的渗透的可能性，但是他觉得这种可能性已经明显减小了。
阿瑟也在当天早上收到了西蒙兹的报告。他知道他正被人撇开，并知道在这样迟的阶段上散发这份报告的决定是一种蓄意的策划，以防任何反击。他告诉我，他打算在会议上采取这样的立场：在获得充分的时间来研究它之前他不对此发表意见。在会议开始时他保持着沉默，积郁着怒火坐在会议桌的一边。
霍利斯轻快地宣布开会。
“我提议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他开始说，“我已经阅读过这份报告，它很使我信服。在作出决定之前，我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正如你们知道的，先生们，大选在即，我感到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了结此案，那么对我们情报部门将更为有利，因为这样我就不必向新任首相汇报了。”
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意思。他不想向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汇报，而后者看来越来越有可能在未来的竞选中击败保守党对手。霍利斯的态度非常直截了当：布伦特、朗、凯恩克罗斯的案子停顿在某些有用的初步结果上，米切尔一案则被攻克，所有的事情都干净利索地解决了。他想要结束这件案子，并把渗透问题已经消失这一点记录在案。
霍利斯征求围在桌子四角的人的意见。奇怪的是开始几乎没有人评论。米切尔案件的调查在各方面看都搞得如此糟糕拙劣，以至于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觉得它是个防卫严实的球门，特别是因为阿瑟和我现在都强烈地怀疑霍利斯本人就是罪犯。我直率地说，如果西蒙兹的第一个报告是为此案提起公诉，那么这后一个报告则是为了保护此案。不经审讯，我不能接受“无罪”的判决，并希望把我的观点记录在案。霍利斯在放在他前面的便笺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后，把它交给了卡明。卡明发表了一通演讲，说到在调查米切尔案件当中出现了无纪律现象。我们大家都清楚，把他排除在训导者之外的决定刺伤了他的自尊心。琼斯说，有关米切尔案件能说的最好的话只是，此案完全没有得到证实。
“那么你，阿瑟……”霍利斯问。
正在查看报告的阿瑟抬起头来。
“但是，”他说，“存在第三种可能性。某些人能操纵米切尔来作他们的挡箭牌。”
桌子四周一下子沉寂下来。他和霍利斯互相盯视了一会。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准确地知道阿瑟的意思。
“我希望澄清这个说法。”卡明从桌子另一端说。西蒙兹焦急地急速翻动着他的报告，好像他在寻找阿瑟的假设是否以某种方式被不知不觉地搞到报告里去了。
霍利斯只是捡起他刚刚丢下的话头，而忽视了阿瑟的评论，好像他根本没有听见。
“好，我们必须做一个决定，”他说，“因此我建议把这个案子了结并记录在案……”
他的笔停在了文件上。阿瑟再也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按理，你根本不能这样做。”他大叫起来，态度极其明朗。“你实质上是无视戈利金有关渗透问题的全部断言。有关克拉布行动也存在一个泄漏机密的问题。还有技术文件问题——我们迄今为止仍然不知道戈利金提到的文件是什么。无论米切尔案件的状况如何，忽略这些情况的存在不可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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