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他却偏要叹息，“能收多少麦呀，化肥钱一年就得几十元呢!”
光头撇撇厚嘴，低声说：
“你愁什么呀，又有钱，又能买到化肥!”说着，丢下担笼，过来搓着手，从棉袄怀里掏出一包烟来，递给韩玄子一支，“等过了年，你佬能不能替我买几袋呢？”
韩玄子望着那一颗青光脑袋，心里说：要我办事，就拿出这一支烟来；买几袋化肥，就值这一支烟吗？
“那费了我什么了，我不是也常托你帮忙吗？我说狗剩，你就这几亩地，炕土上得这么厚厚一层，还用得着化肥呀j”
光头狗剩却说：
“你还不知道呢，我现在是六亩地哩。王才家忙着搞他的加工厂，他家的三亩多地转让我种了。”
王才，又是王才，韩玄子一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就窜上一股气来。他问道：
“你说什么？他转让地了？这事经谁允许的？他这么大本事，敢随便出租土地，他这是剥削你，雇你的长工!”
狗剩见韩玄子变脸失色起来，当下心里“怦怦”作响，忙四周斜眼看看，没有外人，便将火柴擦着，为老汉点着烟，说：
“你佬快不要声张，这是我两家协商的。王才家先是要卖商芝，不成了，还买了压面机要压面，现在只是一心张罗他的食品加工，买了好多机器，院里搭了作坊，能做点心、酥饼，还有豆角沙糖，吃起来倒比县食品加工厂的油重，又酥得直掉渣渣。小商小贩都来买他的货哩。他现在一家大小八口，还有两个女婿，正招收人人股，开春想大干哩!这地当然腾不出手脚来种，咱是粗脚笨手的人，做生意没有脚蟹，只会刨扒这土疙瘩。我们商定三亩多地一年两季给他家二担粮，这也是周瑜打黄盖，他愿意打，我愿意挨。”
韩玄子叫道：
“胡来，胡来!谁给他的政策？他要转你，你就敢接？”
狗剩说：
“当初我也不敢，王才说，河南早就这么干了，恐怕很快上边也要有条文下来。我也想，现在的政策也是边行边改，真说不定会这样。再说，现在是能人干事的社会，谁能干，国家都支持，咱只会种庄稼，仅仅那三亩地，咱就能发了？韩先生，韩伯，这事你千万不要对公社的人讲啊!”
韩玄子支吾了一句，从麦地边走过去了。
地的中间，本来是有一条宽宽的路，可以过马车，一头通到镇街上，一头通到马鞍岭下，可以直下河南、湖北。早年路畔有一庙，是汉代建造，庙里的四个泥胎就是四皓，“文化革命”中倒坍了。随之不久．公路在塬上修通，这条路就荒芜起来。韩玄子每每走到这里，就要对着四皓庙倒坍后的一堆石条大发感慨。好久未到这里来了，今见种地人都在扩大自己土地的面积，将路蚕食得弯弯扭扭。韩玄子一面走，一面骂着“造孽!”
“唉唉，人心都瞎了，瞎了，没人修路了!”
对于土地承包耕种的政策，韩玄子是直道英明的；他不是那种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那些年里，他在外教书，老伴常年有病，四个孩子正是能吃而不能干，家里总是闹粮荒，每月的工资几乎全贴在嘴上了。而今分地到家，虽然耕种不好，但够吃够喝，还有剩余，挣得的钱就有一个落一个，全可用在家庭文明建设上了。他是信服一句老话的：天下最劳力者，是农民；农民对于国家，是水，国家对于农民，是船；水可以浮船，水亦可以覆船。如果那种大锅饭再继续下去，国穷民贫，天下将会大乱，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新政策的颁发，却使他愈来愈看不惯许多人、许多事。当土地承包的时候，生产队曾经开了五个通宵会，会会都炸锅。因为无论怎样，土地的质量难以平等，谁分到好地，谁分到坏地，各人只看见自己碗里的肉少。结果，平均主义一时兴起，抓纸蛋儿十分盛行，于是平平整整的大块面积，硬是划为一条一溜，界石就像西瓜一样出现了一地。地畔的柳树、白杨、苦楝木，也都标了价，一律将钱数用红漆写在树上，凭纸蛋儿抓定.原则上这些树不长成材，不能砍伐，可偏偏有人就砍了，伐了．大的作梁作柱，小的搭棚苫圈。水渠无人管理，石堰被人扒去作了房基。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韩玄子看不上眼，心里便估摸不清农村的前途将会如何发展？他毕竟是有文墨的人，每一天的报纸都仔细研究。政府的政策似乎并没有改变，他便想：承包土地一定是国家的权宜之计。可这想法时不时又被自己否定了。最又是那些轻狂的人，碗里饭稠了，腰里有了几个钱．就得意忘形，他不止一次警告着那些人：“大凡人事、国事、天下事．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后边的话，他不说出口，其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只是自己想想；自己给自己想的．何必说出来呢。
如今，王才竟又转让起了土地，使他本来就被家事、村事搅得乱乱的心绪越发混乱了。
王才，那算是个什么角色呢？韩玄子一向是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王才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成了这个镇上的头号新闻人物!人人都在提说他，又几乎时时在威胁着、抗争着他韩家的影响．他就心里愤愤不平。
他还在县中教书的时候，王才是他的学生，又瘦又小，家里守一个瞎眼老娘，日子牺惶得是什么模样？冬天里，穿不上袜子——麻秆子细腿，垢甲多厚，又尿床，一条被子总是晒在学校的后墙头上。什么时候能体面地走到人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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