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二年级，王才的姐姐要出嫁，家里要的财物很重，甚至向男方要求为瞎眼娘买一口寿棺。这事传到学校，好不让人耻笑，结果王才就抬不起头，秋天里偷偷卷了被子回家，再也不来上学了。
当了农民，王才个子还是不长。犁地，他不会，撒种，他不会，工分就一直是六分。直到瞎眼娘下世、新媳妇过门，他依旧是什么都没有。
就这么个不如人的人，土地承包以后，竟然暴发了!
“哼，什么人也要富起来了!”韩玄子一边往镇街上走，一边心里不服气。远远看见河边的水磨坊里，一人半高的大水轮在那里转着，他知道王才一家还在那里磨麦子，就恨恨地唾了一口：我不如你吗？就算你有钱，有粮，可你活的什么人呢；我姓韩的，一家八口，两个在省城挣钱，两个在本地挣钱，我虽不在公社大院，这镇子上谁不晓得我呢，我倒怯火了你？!
走进镇街，一街两行的人家都在忙碌。街道是很低的，两边人家的房基却高，砖砌的台阶儿，一律墨染的开面板门。街面上的人得天独厚，全是兼农兼商，两栖手脚。房间十分拥挤，满是门和窗子，他们虽不及上海人的善于拥挤，但一切都习惯于向高空发展：家家有大立柜；木房改作二层砖楼，下开饭店、旅店、豆腐坊、粉条坊，上住小居老，一道铁丝在窗沿拴了，被子毯子也晾，裤衩尿布也挂。正是腊月天里，“腊八”已过，家家开张营业，或是筹备年货。有的将一切家什搬上街道，登高趴低地扫尘刷墙；有的在烟腾雾罩地做豆腐，酿米酒；更多的是一群一伙地在逛街。那些专业户、个体户的子弟已经戴上了手表，穿上了筒裤，三个人、四个人，一排儿横着在街上走，一见韩玄子，哗地就散开，钻进什么人家的店里去了。几家正在修理房子，木工一群，泥瓦工一群，乱糟糟的不可开交。他们见了韩玄子，却全停下手中的活，笑着打招呼。韩玄子走过去，
站在修理房子的一家门前，对着山墙头脚手架上的一个人说：
“哈，真要过年了，收拾房子呀!”
“啊，是韩先生呀!给先生散烟呀!”脚手架上的人喜欢地叫着，就跳下来，“房子也旧了，不收拾不行了，我想再盖出一问，办代销店呀!”
“让巩德胜的生意惹红眼了？”韩玄子笑着说。
“能寻几个钱是几个钱吧，地里活一完，就没事干了嘛。韩先生，我啥时要去找你呢，眼看房子修好了，营业证还没办哩。”
韩玄子知道他要说什么事了，便叫道：
“都在办店了，天神，有多少人来买呢？真不得了，公社王书记给我说，现在要办营业证的人家多得排队哩……”
“是难办。”那人说，“咱不认识人，怕还办不成哩，这全要靠你老了。”
“好说。我可以给王书记说说，看行不行。”
韩玄子想立即走掉，那人却还死死拉住他，说：
“只要你一句话，还能不行吗？先生是什么人，谁不知道呢!哎，听说咱女子出嫁了，你怎么不声不吭的，把我也当了外人了？”
韩玄子说：
“现在讲究旅行结婚嘛，娃的事腊月初八就办了。” 、
那人说：
“旅行是旅行，可咱这里有这里的风俗嘛，总要给娃送个‘路’吧!日子定在几时？”
“算了，不惊动镇上人了。”
那人说：
“那怎么行？你不说，我会打听出来的。”
韩玄子只是笑着不言语，要走，又走不脱，就听见有人锐声叫道：
“他韩伯，怎么不来屋里坐呀!”
众人扭过头去，见是巩德胜的老婆。这是个枣核女人，头小脚小，腰却粗得如桶。想必是清早掏了一篮红箩卜去河里洗了，才回到街上。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仲在衣襟下取暖，看见了韩玄子，就大声吆喝。这吆喝声小半是叫韩玄子听，多半是让一街两行的人家听的。
“这枣核精!”那人低声骂一句，对韩玄子说，“进屋歇会吧，屋里有炭火哩。”
韩玄子说：
“不啦，我去买些酒去。”
说罢就走，还听见那人在后边说：
“先生，那事就托付你佬了!”
巩德胜的杂货店台阶最高。三间房里，一问盘了柜台，里边安了三个大货架，摆着各式各样百货杂物，两问打通，依立柱垒了界墙，里面是住处，外边安放方桌。桌是两张漆染的旧桌，凳是八条宽板儿条凳，是供吃酒人坐的。巩德胜背是驼的，衣服只能做得前边短，后边长。鼻子很大，又总是红的。一辈子的风火眼，去年手中有了积蓄，才去县医院就诊，良药没有，便配了一副眼镜戴上。
一见韩玄子上了台阶，巩德胜就从柜台里走出来，说：
“四天了，不见你来，我估摸你那酒也该喝完了，不是晌午就是晚上该来了，没想大清早的……”
招呼坐了，取了纸烟递过，就对老婆说：
“切一盘猪耳朵，我和他韩伯喝几盅!”
枣核女人就刀随案响，三下两下切了一盘酱好的猪耳朵，又拿了酒壶到瓮子上，用酒勺子一下一下慢慢地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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