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个问题。
出版社在这一个礼拜来，都没办法摸进马英九的七步之内。
吃饭前，我去高级厕所大便的时候，我还蹲在马桶上在打电话给出版社紧急确认：“真的没办法找到马英九那边吗？应该总是有管道的吧？什么？太赶了一时找不到？唉，我等一下就要跟谢长廷吃饭了耶，如果我先跟他邀序了，万一马英九还是找不到怎么办？对啊！如果谢长廷答应了也写了，我总不能跟他说，由于我找不到马英九，所以你这篇我没办法用吧！那样我就超没品的啊！唉，好吧，也只好这样了。”
我很沮丧地回到座位，饭局里我便提也没提过邀序的事。
不过满脸疲惫、声音沙哑的谢长廷一坐下，竟然主动说他最近看了我的小说“杀手，流离寻岸的花”，吼，害我兴起投给他的冲动。
“很好看吼！”我高兴起来，连我自己都会害怕啊。
“很好看，写的很感人。”谢长廷微笑：“不过铁块最后很可怜。”
上菜了，当然都是好料，我面目狰狞地夹了一大堆生鱼片。
平常我们这种贱民哪有机会跟总统参选人吃饭，坐在谢长廷正旁边的李昆霖竟然没种地发抖，他说：“你看我，紧张到夹菜的手都会抖。”
谢长廷立刻响应：“除非你是要刺杀我，要不然干嘛紧张呢？”
大家笑一笑就都变得带种多了。
我一边忍住继续垄断生鱼片的冲动，一边问：“院长，大家都说陈水扁跟你私下不合，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大家都吓了一跳，但谢长廷大概对这个问题免疫了，立刻说：“政治人物好比天上的星星，同一星座的星星看起来很近，其实距离都是好几万光年。”
妙答后，又认真地说了一些他们之间相处的小故事。
我再接再厉：“那你对王世坚跳海有什么看法？”
“……”谢长廷倒是楞了一下，才幽幽说：“我希望那些新闻快点过去，我比较好打选战。”
大家都笑翻了。
大家轮流发问，越来越敢，比如陈进兴事件、李远哲被送猪头事件、谢长廷被换下行政院院长职位等等，让谢长廷的筷子几乎没夹过什么东西。
不过我也有些正经的事想要说。
“我觉得，只要施政就一定会犯错，不可能每一个政策都是对的，但从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勇于道歉，只会讲一些遮遮掩掩的话打混过去。谢院长，你也一定有犯错，如果你可以当第一个道歉的政治人物，一定会有正面的影响力。”
“你说的很好，但现在的媒体不会给你公平的机会。如果我很认真地道歉，标题一定会放大：谢长廷终于认错。其它的部份人民就会忽略，也不会去关心我的解释。”
饭局结束，我们这些贱民忙着拍照后，谢长廷微笑走进电梯。
门关上。
“民调差那么多，谢院长觉得自己最后可以选上吗？”我问谢的幕僚。
“他很有信心，认为最后一定能够逆转。”幕僚说着说着，叹了口气：“不过他这方面的运气一直不好。很歹命。”
这一声轻轻的叹气，让饭局的尾巴有点落寞的滋味。
跟谢长廷私下吃饭、乱问问题真的是很有趣的经验，在总统大选期间如果我在网志上像现在这么描写饭局，所有的绿帽子都会如雨下戴到我头上，于是我便绝口不提。
选后送帽子的人少了，懂幽默的人多了，我才想将好玩的经历写出来。
事实上我也想跟马英九吃个饭，看看他会怎么回答我的问题，不过没人邀我也没办法。毕竟没跟马英九吃一顿，导致最后“绿色的马”只好由我自己挥刀写序，非常遗憾！
不过我这么轻松旁观政治、反过来消费政治，很多人一定不以为然。
对很多人来说，饭可以不吃，但颜色却绝对不可以选错。
台湾的人民，长期被各种层次很低的政治气氛催眠成“如果台湾不是由我们来执政，你的生活就会彻底完蛋”下的信仰者。
但为什么你要傻傻相信你的生活不依赖他们的领导，就会开始糟糕呢？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人民培养出自己的、剥夺不走的竞争力，并相信不管由谁来执政，自己与家人都能安好地活下去。
八年前，有多少人抱持着忍耐的心态，想象着“如果不是这个人当总统，我的生活一定可以过得更好”，然后自告奋勇卧薪尝胆。
到了四年前的三月二十日晚上，当这些人赫然发现他们还要这样再忍受四年，只能陷入更巨大的痛苦，别无选择只好继续卧薪尝胆。
这不是那些人自找麻烦，是两种大政党连手种下了整座山的恐惧。不厌其烦帮助你讨厌对方，是蓝绿政客最大的乐趣。
现在，政党又轮替了。
度烂八年的人包下所有的餐厅庆祝，换了一批人“预备承受”痛苦的生活。
何必？
一个月前在台北，我遇过一个聪明的出租车司机。
他老神在在说，他从不真正表态，有荣民老杯杯上车他就跟着骂民进党混蛋搞台独，有台客上车他就干剿国民党挡法案挡预算，为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在对方下车时，听到一句：“不用找了！”
我想，出租车司机选择了属于他的快乐、跟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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