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乔怡和十几个上海新兵在这个广场上集合。他们你推我搡,为一点点磕碰尖声抱怨着,列好了很不象样的队伍。一个瘦高身材的军人走过来,他的步伐似乎用测距仪量过,显得那么平稳均匀。他穿着洗白的人字呢军装,膝盖上有两块jīng致的补丁。奇怪的是,他往队前一站,这群穿着军装的大孩子大气也不吭了。
“立正——”他不知从哪里迸出一种金属撞击似嗓音,随后行了个漂亮的军礼。这过分庄重的礼节使大孩子们傻里傻气地鼓起掌来。
“肃静!”他对这捧场毫不领qíng,膀子短促有力地一挥,有点凶,“稍息。”
面对十几张肃然起敬的面孔,他把双手卡在亮锃锃的腰带上。
“同志们!你们是gān什么的?是战士!从今天起,你们和他们(指指围观的老百姓〉是军民关系!对不对?”
新兵们又犯傻了,一齐开心地笑起来。
“笑什么?!从现在起,你们要逐渐缩短老百姓到军人的距离!懂不懂?”
“懂——”这次大伙接受了教训:军人是不能随便笑的。
他满意地欠了欠脚跟,接着谈起解放军是个怎样的大学校,大家庭。不作美的天在这个最庄严的时刻下起雨来。队伍里的桑采伸出舌头去接雨点,身材最矮小的huáng小嫚缩得更矮了,还有两个姑娘掏出花手帕顶在头上。乔怡更是骚动不安,她军帽下拖了一根长长的辫子,听外婆说,淋了雨,长头发非生虱子不可。而这个穿人字呢军装的人眼皮也不眨,仍笔直地站在那里,讲着“大学校、大家庭”。雨下大了,队伍开始骚乱,新兵们都缩起脖子,表qíng又可笑又可怜。十三岁的桑采终于耐不住叫道:“下雨了呀……”
“徐教导员,”将要任女兵班长的田巧巧站出来替大家请愿,她是有一年军龄的老兵了,“是不是先上车?……”
徐教导员yīn沉沉地看着这个不象样的队伍。
“立正——!向右看——齐!”
新兵们看见右边停了一辆红白相间的大轿车,只等一声“解散”,他们就准备逃到那里面去。二月的雨,淋在身上不怎么带劲儿。可徐教导员毫不动心,把身板挺得更直了:“你们虽是文艺兵,但首先是个兵!是野战军的文艺兵!所以要象个兵样!”
队伍里有人斗胆发议论,说他“比郭建光还郭建光”,“比杨子荣还杨子荣”。他让大家披上雨衣。而等新兵们将周身裹严实后发现他那发白的军装颜色变深了,被雨淋湿的部分在迅速扩大版图。他毫不在乎,嗓门依然发出金属之声。新兵们不再有想逃的了。看着这个“兵”,他们开始玩味“兵”的含义。刚才围观的老百姓一转眼全逃到有屋檐的地方去了。只有“兵”在任何qíng况下都不会逃。仿佛他们顿生一种“兵”的意识,顿悟一种“兵”的骄傲。他们学他的样,都把腰挺得直直的……
那一天,他们步行进入军营,在徐教导员带领下,一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桑采嗓子唱劈了,huáng小嫚在雨里直吸溜鼻涕,乔怡的背包不久就到了田巧巧肩上。多数人走得歪歪趔趔,哼哼唧唧。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位教导员领着他们几乎绕城走了一周。
五路汽车来了,乔怡最后一个上车。她对任何事qíng都显得缺乏热qíng,或者叫心不在焉。
她的心不在焉曾惹恼过不少人。徐教导员头一次就发现了她这个特点:“大家都唱歌,你为啥不张嘴?”
“……对不起,”她大吃一惊,“每个人都必须唱吗?”
“部队嘛,不管gān什么都应该步调一致。懂吗?”
“懂了……”她赶紧唱起来。可她始终没弄懂进食堂gān吗非唱歌不可。
新兵的第一顿饭给乔怡留下极深的印象。其一是唱歌,其二是年龄最小的桑采大闹一场。她首先对食堂没桌没椅抱怨不迭。八个新兵围成一圈,一个挨一个蹲在一只铝盆周围。
桑采往盆里瞅一眼便嚷起来:“我不要吃两种混在一块的菜!”没人理她。因为饭前宣布了纪律,吃饭时不许说话。她说了几遍觉得无趣,便抹起泪来。女兵班长田巧巧赶来,问清原由,“嗬”的一叉腰:“你们家是地主老财吗?这菜不吃想吃啥?”她一句话就让桑采止住了泪,不过嘴巴仍在不服输地直撇。
等田班长一转身,她便“呜”的一声嚎啕起来。一面哭一面喊:“姆妈!姆妈……”
从上海来的新兵都记得她那位姆妈:在火车站搂着女儿几乎哭瘫了,一面还要颠三倒四地抱怨:“要不是怕你将来要去cha队落户,姆妈哪里舍得你走……当兵到底比黑龙江好多啦!”当时的桑采倒毫无悲色,并不时怨怪母亲哭得她好难为qíng。
徐教导员赶来时,桑采已哭出一头汗,鞋也蹬掉了。
第二天,新兵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忆苦思甜”。班长田巧巧先发言。她尚未开口,泪水已淌下来,全体新兵陡然肃穆了。接着,田班长语不成句地讲起爷爷——一个板胡老艺人的惨死。她那喑哑的噪音、质朴的语言,把一种凝重的气氛笼罩在这群不谙世事的新兵蛋儿周围。桑采从田巧巧掉泪时就开始哭,最后哭得衣襟也湿了。几乎每个新兵都发了言,有的叙述父辈的童年,有的在新旧对比中反省自己。最后,桑采在徐教导员的目光鼓舞下,忸忸怩怩掏出一张纸,上面只有寥寥数行字,并且字都象五香蚕豆那样大。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爸爸小时候常常饿肚子,连一个大饼也买不起。以后我坚决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完了。”
会后,徐教导员单独留下乔怡。
“今天就你一个人没发言。我敲了你好几次警钟,你还是好跑神。能和我谈谈,你在想什么吗?”
乔怡吓坏了,雪白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没想什么。我……”她为难地咬住嘴唇。怎么讲呢?她的家庭有什么值得炫耀呢?听见桑采说到“大饼”,她跑神了。那年她刚上学,考试得了“双百”。外婆很郑重地从外面拎回一个盒子,盒子用几层报纸包裹着。打开一看,她惊叫:“栗子蛋糕!”
“奖给你的。”外婆垂着眼皮,和她祷告时的表qíng别无二致。
这蛋糕在她看来是太了不起了:那油渍的褐色表皮中,镶嵌着大大小小的果仁;深huáng的栗子粉中夹着红色的透明体,那是层厚厚的糙莓酱。栗子蛋糕比一切花里胡哨的奶油蛋糕更好吃,价钱也更可观。她叫两个哥哥:“快来吃栗子蛋糕!”
“不对!”外婆对她绷着脸,“不是蛋糕。”
她诧异了,难道她会看错向往已久的东西?
“我告诉你,”外婆说,“这是大饼——三分钱一个的大饼!”
“……是蛋糕。”
“是大饼。”外婆纠正她,一点看不出她在开玩笑。“明天,你对同学们说,你晚上吃的是大饼,和他们一样的大饼。”
“外婆,人不可以扯谎。”
“你以后还想我奖给你蛋糕吗?”外婆避开孩子的直觉。
“是的,我爱吃蛋糕。”
“那么好。我再问你,”她指着蛋糕,“你吃的是什么呀?”
“……大饼。三分钱一个。”
母亲在沙发上做着她永远做不完的毛线活。她看着这场“戏”,始终哀怨地笑着。她斯文而彬彬有礼,成年穿着深蓝色的衣服。尽管这样,邻居们待她走过依然指指戳戳:“这个资本家小姐还在摆架子。”她和父亲都承担着最普通的社会分工,拿着最相应的报酬。而弄堂里对这一家的每一笔开销始终很关注,因此外婆把蛋糕拎回来要裹上若gān层报纸。其实这种高档商品很少进入这个家庭。邻人们不了解这幢曾显赫一时的小楼早成了瘪臭虫,空有其囊了。这幢楼里的成员也象其他人一样,凭劳动挣钱,而花钱又不能象其他人那样磊落。父亲曾打算把这幢楼卖掉,搬到别的地方,去和大家享受同样温度的阳光。而外婆说她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房子里。幼小的乔怡听父亲和母亲吵架时说过,外祖父似乎是自杀的,因为破产,破产又是为了一个叫“jiāo际花”的女人。父亲狠狠诅咒着,“哼,一个老花痴!把一堆垃圾扔给我……当初别人还说我快婿乘龙……”母亲听见这话总是扑过来双手捂住女儿的耳朵。外婆yīn沉沉的,手在胸前急速地划十字。两个哥哥和乔怡是站在爸爸一边的,他们巴望这房子早一点卖掉,即或塌掉也好。在他们降生于这幢小楼时,楼下的狗尾糙代替了芍药,常chūn藤早已象烂鱼网似的贴在楼壁上。听说他们的外祖父曾留过洋,得过学位,开过银行,办过男女同窗的学校,著过书和有过许多的钱。但到了第三代出世,一切皆作云烟消散,只留得这幢房管局辖外的小楼,凭父母的工资又无法修缮它,窗子上的彩色玻璃只幸存一块,供儿时的乔怡透过它去把世界看成一个童话。
她从小就恨那幢古里古怪的小楼,它和古里古怪的外婆很配套。还有那一屋子笨重的家具,家具的暗淡色彩表明自己无屑于向人们显示质地的高贵。在乔怡印象里,那些家具从未挪过位置,一方面是父母慑于外婆的固执,另一方面,家里缺少挪动它们的体力。它们就长在那里,生了根一样。就连那个生满臭虫的大沙发,也从未有人想到要清理一下,只是偶尔有客人来时,提醒他不往那上面落座就是。好在那臭虫也感染了这家人的习xing,安分守己,从来不打算挪窝。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外婆死了。
后来那幢仅剩一块彩色玻璃的小楼也失去了……乔怡毫无表qíng地看着徐教导员。难道我就和你谈这些吗?假如我如实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把这一切讲出来,你们会怎样看我哟!
不料徐教导员正视着她说:“你的家庭我了解。你要对你那个没落贵族的家庭有所认识。放心,组织上不会另眼看你的。部队嘛,是个大家庭。要珍惜啊,你到部队是不容易的。”
乔怡比教导员更知道这“不容易”:听说不少部队在上海招收文艺兵,父亲领着她一天要跑两三个考场。大哥去黑龙江cha队,二哥因体弱多病留在里弄看传呼电活,轮到她的还不知是什么命运。乔怡在考试时,看见父亲朝人家敬烟陪笑,象个极不熟练但却相当热心的产品推销员,她难受得连害臊都忘了……
汽车上开始拥挤,乔怡为一个抱孩子的妇女让了座,妇女一个劲让孩子说:“谢谢解放军阿姨!”可孩子只是盯着乔怡打量,盯得“解放军阿姨”慌忙掉转身子。她从来弄不清自己太丑还是太美,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会好奇地打量她,那些猜忌的审视的排外的目光,往往弄得她惶惶然。记得新兵训练结束,她向人们征求意见,不少人为难地说:“你总有点跟别人不同……”只有班长田巧巧慡快地指出:“你太文质彬彬!你那份礼貌一点也不让人舒服!”直到现在,她依然承认田巧巧的话jīng辟。比如在食堂打菜,她总要微笑着说一声“麻烦您”,其他姑娘却和炊事员大声笑骂,而“骂”来的菜,却远比她多、比她棒!九泉之下的外婆哟,按她的理想和规范制造的乔怡,在人群中显得那么孤独、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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