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小勇士们都不为自己担心，为我担心起来。
我从挂钩上取下伞。那伞有一个伞套，边缘一圈黑地白点的裙边，非常的布尔乔亚。
戏剧到这里可以完了——我已经跨出了礼拜堂，对站在碧桃树荫下的彼得笑了笑。日本兵对自己不jīng彩的收场也认了。你们知道当时舶来品里刚刚有自动伞：第一代自动伞。按钮一按，那一声“砰”，比现在的自动伞可响多了，伞就像点了捻儿炸出去的焰火，怒放在你的头顶。别忘了我从家里出走前也有小女人的可爱恶习：搜集各种奇物。这把舶来的自动伞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买的不少舶来品是旧货商从犹太难民那里低价收来，包装一番，放在柜橱里，专供我这种女人去猎奇。）我已经走出礼拜堂的前门，可我又一次鬼使神差，抽下伞套。你发现没有，鬼使神差往往导致突然的灾祸和幸运。当我“砰”的一声按下自动伞的按钮，已经晚了：伞套中的纸片散落出来。日本兵们被那一声扬眉吐气的“砰”吸引了注意力，向我转过脸，看见的恰恰是这些散落的纸片。
只消一秒钟，我就明白它们是什么。是油印的小报。也许抗日小勇士们在危急中把它们藏进来的，也许是世海抬举我，想让我成为他们抗日主张的非自愿传播者（后来证实是后者）。
日本兵在门里就吼得震天介响：不许动！动一动就开枪了！（这些话都是我猜的，但他们除此之外还能喊什么？）
当翻译的娘娘腔男子马上就让日本兵明白这都是些什么纸片。纸质很差，不比烟纸店包大头菜的纸好多少，油墨味极浓厚新鲜，我应该隔着伞套就闻出来的。现在晚了。
彼得向我走了两步，看着日本兵们把我两只手扭到背后，看着我连衣裙的领口被扯得成了绞索。
误会了！他用漂亮的伦敦英文大声说，嗓音大幅度抖颤：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事！……
全部日本兵都上来对付我，那些少年勇士们趁机在父母的掩护下匆匆奔出门，奔下台阶，眨眼间消失在一辆辆汽车里。
对不起，等一等，先生们误会了！彼得又向我的方向靠近几步。他的漂亮英文全白白漂亮，此刻没一个既懂英文又懂日文的人做翻译。
我也在不断地跟娘娘腔汉jian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伞套成了抗日宣传品的储藏箱，对此我完全无辜。
汉jian心地倒不坏，为我没少着急，翻译得一头汗，还让日本人不要拧我胳膊，横竖我跑不了。女教务长带着一个学生跑来，那学生会日文和英文，她要他把意思转告日本兵：误会实在闹得太大，必须安安静静坐下来，请美国领事馆的二秘来听审。女教务长指着我：像她这样一个有美国身份的小姐，何苦卷到这种徒劳无益、聊胜于打嘴仗的反日文字宣传里去？明摆着是一场误会。
日本军曹烦透了这个美国女人，对翻译说，劳驾美国领事派人去日本宪兵队澄清误会吧。美国领事若自己去，更欢迎。
我看见彼得的大黑眼睛瞪着我，还是在向我讨主张：他下面一步该怎么走。
彼得，去找我爸爸！电话：4259！我用英文对彼得说。
果然他顿时有了主张，转身飞快地走去。
其实这时我已经非常后悔。女教务长的几句话提醒了我：徒劳无益。我闯进去取伞本来已经够蠢，还要把戏剧推向高cháo：在自动伞上扣了一记扳机，为自己受rǔ的唐人街长辈和同辈爆炸一下吗？让中国同胞和彼得的同胞们的本xing怒放一回吗？幼稚愚蠢啊。
我在拘留室里待了多久我不清楚。拘留室是没有窗的，也没有灯。我的手表在进来之前被抹下去了。没抹下去我也不会看得见时间。不过有秒针细微的“嚓嚓”走动声要好过些。否则时间空间混成一个大黑砣子，实心的，我被铸在里头。
唯一可gān的就是想念彼得。他这会儿已经见到我父亲了，肯定见到了。我父亲第一个感觉是：他看上去真像个难民啊。他们立刻让司机把他们载到美国领事馆。糟了，两人大眼瞪小眼；这是星期日啊！美国人在某个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或者被沙逊请到他在虹桥的别墅骑马去了。他们所能求助的，是一个值班的中国雇员……
qíng况比我在拘留室里想象得还糟。彼得连我父亲也没找着。接待他的是我的小继母，她除了会说：“Charmed！”就是“MynameisKathrin”。他怎么费劲也无法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人命关天的事。所以五分钟后，彼得就从我家出来，在往美国总领事馆的路上小跑。（彼得非常节省，只要能用两条腿，绝不乘车。）
我昏昏yù睡，听着上百只蚊子向我冲锋呐喊的时候，彼得到达了美国总领事馆。正如我想象的那样，所有外jiāo官们都消失在上海各种豪华娱乐中，接待彼得的是一个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卫兵。
卫兵叫电话值班员接手这个案例，自己回到岗位上。接线员往所有可能的地方打电话，但官员家里都是举家外出。那时上海洋人社会的风气就这样，周末没人待在城里。外文报纸上登满好玩儿的事物：赛马，赛狗，赌回力球，消夏轮渡，水球，高尔夫……
接线员告诉彼得明天一早再来。与此同时我在噼里啪啦打蚊子，浑身骚痒。我没有看见这间拘留室什么样子，从味道判断它的地上、墙壁上记的血债不少。粪便和血的气味，以及腐烂稻糙的气味在六月梅雨季发酵，滋养了一个宠大的蚊子王国。或者蚊子就是被圈养的，是第一拨行刑者。我不停地打，皮肤还是肿胀起来。又过一会儿，我眼皮都给蚊子咬厚了。
我动也不动地坐在一个位置。我怕一动会碰到什么不悦人的东西。似乎只有我屁股下的一小块地方是被我坐gān净的，因此也就是安全的。外面的汽车、马车过往，偶尔也听见驳船鸣叫。我的希望上升又下降。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帮了忙的是那个女教务长。她的名字我记不清了。真不该，她是一个我应该记住的人。我记得她的姓是D打头的，不妨就叫她D女士吧。D女士其实一直在和宪兵队jiāo涉。我在小黑屋里喂蚊子的时候，她就坐在拘留室外面的长椅子上。她很硬气，说假如宪兵们在没有证人前对我动刑，日本方面就要对下面的连锁国际反应负责。
这就是为什么一时无人对我下毒手。
这个和我素昧平生的D女士是那种美国的开明jīng英，那种极少数对有色人种同qíng的人。这种开明jīng英有先知的素质，知道种族偏见迟早作为人xing弱点被克服掉。
一夜之间，有那么多人为我不眠：D女士、彼得、我父亲。D女士就守在电话旁边，等着美领事馆的官员打电话来，她好向他们报告我的不幸。可她没有等来电话。
我父亲是晚上十点左右见到彼得的。
彼得尽量把事qíng讲出头绪，可我父亲还是让他讲了四五遍。每次彼得讲述的时候，他总是cha嘴：妹妹没受伤害吧？……日本狗娘养的没动粗吧？……妹妹没有嘴硬吧？……我老爹担心的是两腿shòu日本兵会对一个妙龄女郎gān出shòuxing使然的事。他们在南京遍地发qíng，谁都知道。
彼得这才明白他绕来绕去想问的是什么。彼得说他也最担心这个。他加了一句：在日本人眼里，妹妹一定也是很美的。
父亲这时才长时间地、使劲地盯了彼得一眼。这是很挑剔的一眼，盯得彼得口吃起来：我想……越晚越可怕……应该能够打听到的。
打听得到什么？我父亲没好气地说。他面前这个小伙子漂亮高雅是没错的，可无非是个漂亮高雅的难民。
我父亲有两个日本学生，其中一个女生英语不错。可我父亲除了上课从来不和她来往，找到她必须通过其他学生。当时时间是夜里十一点，夜上海蓬蓬勃勃，爱玩儿爱乐的年轻学生哪里都去，就是不去自己卧室。对于他们十一点不是太晚，而是太早。
我爸爸把彼得带到外滩路三号的上海总会酒吧，为自己和彼得各要了一杯杜松子酒，也没有理会彼得的谢绝。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听爵士消闲，是为了用酒吧的电话，不断打给他的学生。
他的一个学生终于回了宿舍。这个学生恰好有那位日本女同学的地址和电话。
他和彼得开车从外滩一口气冲到虹口。那时候的虹口，非常有意思，弄堂纵横，网络一般。我父亲就在网里开赛车。
后来彼得对我说：你父亲是爱你的，这一点你千万别怀疑。
他们开车到了虹口，找到了那条里弄。
我父亲和彼得几乎闹醒了一整条弄堂才找到了松尾友歌，就是那个日本女生。准确点说，一整条弄堂的人牺牲了小半夜的睡眠，才使我父亲找到那个很少露头的日本妹妹的亭子间。松尾友歌在半夜仍然没有归宿。到了凌晨两点，还没见她回来。我父亲和彼得只得在弄堂里乘凉等候，看着一扇扇窗口的灯逐一暗了，一张张不甘的面孔从窗帘fèng里缩回去。
当时他们不知道，松尾友歌在一个日本同学家喝了太多的清酒，男男女女横七竖八睡成一片，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可想而知，我父亲和彼得有多绝望。他们一直等到弄堂上方那条窄窄的一九四○年六月的上海天空由暗到明，第一家的门开了，娘姨挎着竹篮去买刚下船的huáng鱼、带鱼或海瓜子。
他们逆着送牛奶的三轮车走出弄堂。我父亲叫彼得别跟着他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往哪儿去。
彼得像个被丢在大街上的孩子，还穿着昨天冷餐会的西装。
就在我父亲和彼得分手的时候，我被押到了审讯室。审我的是个宪兵少佐。他让我坐，叫我别害怕，说实话。
我说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翻译照我的口气翻过去，少佐点了点头。不知他点头是什么意思，是“走着瞧”，还是“不怕就好”。我再次为自己犯蠢而懊恼。从我向你描述的那个年轻冒失的女子，你对我早先的个xing应该有个大致印象了吧？没错，就是那种太安分的日子过不了的女孩。那一夜的拘留，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经过了死亡和坟墓。（黑得不透气的狭小空间、陈腐的血腥和缭绕的冤魂，比坟墓怎么样？）我误认为经过了那里，就是经过了最坏的。
桌上放着一本美国护照，我被押进来时就看见了。看来他们把我的身份验证过了。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在美国没人拿你当人，但护照还是同样盖着美国政府的大印。那大印再不qíng愿，还是盖在了我这张huáng面孔、扁平鼻子、不可阅读的黑眼睛上（这是美国概括的华人相貌）。
你的阳伞当时放在什么地方？军官开审了。
挂在衣架上，我回答道。
下面的审讯记录，大致就是这样——
少佐：你和这个散发传单的学生认识吗？
我：谁？
少佐：那个学生说他认识你。
我：你在说什么？哪个学生？
少佐：就是委派你替他的组织散发传单的那个学生。你知道当时不少人把阳伞、皮包挂在衣架上——有四个衣架。
我没话了。
少佐：为什么他偏偏挑中你，当然是因为你值得他信赖，你们有jiāoqí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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