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3月28日
佚名
她打造出无数灵魂，集卑微与高尚于一身，尖刻而宽容地活着，沉重而慈悲地爱。她的职业与造物者相类似。她曾经通宵达旦地失眠，最长一次34天不能入睡。痊愈后她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了一个文学成功者的可能xing，而成为一个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儿。”
她当过13年士兵上过前线，她做过舞蹈演员至今身材仍然挺拔，她1989年赴美生活，现为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可是，她心里最深刻最鲜明的痕迹，仍是几十年前冬天里的一堆透明糖纸。这个痕迹决定了她从此之后必须写作，也决定了她的终生主题。
她认同评论者如此说自己“你有的时候是向东方阐述一个西方，有的时候向西方阐述一个东方，有时候是向当代人阐述一个文革，你是一个阐述者。”
她是严歌苓，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失眠症痊愈者。
作家严歌苓：一个作家本身就应该是一个jì女，一个qiáng盗，一个死囚，一个总统。
某个huáng昏，旧金山的街头。
严歌苓与身后的少年jiāo错而过，双方姿态如舞姿般优美，不留心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场抢劫。
少年抓住严歌苓项链用力拽脱，衣服拉链锯破她胸口皮肤。少年狂奔逃去。严歌苓神qíng恍惚伫立，没有尖叫，她沉迷于自己迅速搭建起的故事里，“我设想他的心理，他文质彬彬的气质和他的举止实在太不符合。所有人都说你怎么还去走黑路，还是有那么多好奇心，当时他要有一把刀不就捅了你嘛——好像在被捅掉之前，好奇心永远不会死灭。”
这个亲身经历变成她的一篇小说《抢劫犯查理和我》。
“我是一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到现在还有许多好奇心没有落实，包括我对jì女，死囚犯等。一个作家身上应该有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缩影，他本身就应该是一个jì女，一个qiáng盗，一个死囚，一个总统。”
“作家就是最典型的多重人格，他写任何人物都能绝对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上，用他的qíng感去为他的人物辩护，哪怕是最最罪恶的行为。作家不应该有绝对的道德判断，任何一件事如果它有审美价值对作家就足够了。”
不论好坏，只问美丑。这是她的人xing主义的立场，也是严歌苓小说鲜明的色彩基调。
这些话，由朴实甚至有些木衲的严歌苓静静说出，总会有一种奇特的反差：这样的人，怎么会创造出那样多的面孔，那么多心脏深处藏着风bào、眼睛里边生着惊雷的灵魂，那么多孤高绝望的心灵，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心灵才会源源不断地诉说这一切？
“我的童年啊，文革看到父亲被折磨，那个十年，和后来12岁我到部队到25岁退伍，这个阶段使我看到人xing的各种各样的表演。”
她是作家的女儿，从小在音乐、艺术里熏陶长大，这样的聪慧和易碎，文革10年对她的影响可想而知。
“我是形象记忆和色彩记忆很qiáng的人，我记得一对老年夫妻爬到很高的楼上，他们吃光了半年发的糖果，然后跳楼自杀了，地上被砸出了两个坑。他们剩下很多透明的糖纸，很多天后，糖纸还在那个楼的附近飞，这是我7、8岁时见到的，印象非常深刻。”
几十年后，说起这些，严歌苓声音矜持，面容淡漠。然而记忆里飘着的彩色糖纸，这么多年都忘不掉，恐怕终生也就忘不掉了。于是成为她终生写作最深的母题，和她书写大洋彼岸的移民生活的小说遥相呼应，组织出一个生于50年代者凄烈的一生。
12岁当兵，舞蹈演员。25岁退伍时她已经是一名军队作家。
“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以写东西？”
“好像是一夜之间。”
是中越自卫反击战。在成都军区的严歌苓申请去做前线通讯员，因为她好奇。“到前线后发现战争是这样的，一夜之间可以抬下来一千多名伤兵。”
从此以后就可以写了。
局外人严歌苓：我非常满足现在我的边缘人的状态。
作家娜斯在旧金山的餐馆见过严歌苓。当时她是就餐者，她是女侍者。严歌苓挥手冲队伍尾巴的娜斯大声说：“过来，不用排队！”
——说的是中文，又大声，旁边的美国人都看傻了。
他们不知道给自己端盘子的是多么出色的作家。
迁徙从童年开始。
她的童年在上海、安徽两地往返。“我从小就有一种边缘人的状态，到了上海说普通话，到了安徽就说上海话。我总是希望我是一个局外人，外来客，不至完全融入当地文化。”
生命里最重要的城市是成都，喜欢当地人的幽默，喜欢四川到西藏一路的绮丽山水，上海那种小里弄她是瞧不上的，她喜欢大山大水，浓墨重彩的景色，是不是这样人的心里，注定会有大起大落的感qíng需要宣泄？
“到芝加哥时我30岁，那儿是我上学，打工，吃过很多苦的地方，一个让你吃过很多苦的地方，总是会让你有亲切感。人总是这样，爱和恨是一起来的。”
上海—芝加哥—旧金山—北京……她的文学是迁徙文学，候鸟文学。
不单是她写了移民才是移民小说，而是因为，她写中国，是站在大洋彼岸；写美国，是用一个在中国成长了20多年的人的心态和眼光，她的心态、立场永远在漂浮。
“我希望自己是个边缘人，在中国作家群里，美国作家群里，我都不是一个随大流的，我根本瞧不起任何一地的主旋律。对任何一个国家，我都很国际化。”
这样她和任何一个中国的、美国的作家比起来，始终都有她自己的一个格局。
当她写一时一地的文化风俗人qíng之时，她会去考察，但会将资料统统“化”掉，打上鲜明的“严歌苓制造”的标志。“我理解的深不深，透不透是另一回事，但我是这样一个立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将我化掉。”
在新书《花儿与少年》的后记里，她写到纳博科夫：“把没有选择的流亡变成了有选择的“自我流放”，使无所归属的不适，甚至痛苦反过来营养他的感qíng和语言。”——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做她自己的表述。
而定居的国家却让她有巨大的幻灭，这幻灭不因为她在那里结婚、有不错的收入、出过几本畅销书就可以抵消，因为，“作为一个追求jīng神高贵的人，他不是物质生活就可以让他满足，就能让他消停了。最主要的是理想主义啊。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在寻找一种高于物质的信念。”
这个时候，你能清楚地听到这个女人的年龄，她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不合适宜的痛苦与倔qiáng。
“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前夜，我连着几夜拿着蜡烛在街上跟人一起游行，他们都说我很天真，这么大岁数还去参加学生们的行为，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永远以为我微小的举动可以影响到一个大的举措。
巴黎比较好，你能看到公园里，一个老太太在满是鸽子粪的长椅上读一本厚厚的托斯妥也夫斯基，晃动的地铁里，有人在读诗集——这是一种趣味。这时候你能想到，美国不是这样的国家。欧洲是的。”
欧洲是的。严歌苓也是的。她终生都在寻找一种趣味、一种审美。惟一不能忍受的是：活得没劲。
失眠者严歌苓：夜晚奇遇记
“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严歌苓《失眠者的艳遇》）
严歌苓有严重失眠症，最长一次长达34天，“思维就这么短，一下又冒出来别的想法，一下一下的。视觉形象也不准确，全都是非常夸张的，东西到你面前，快很多倍，哗一下就到了你面前，哗一下就消失了。”
“《白蛇》是1998年的作品，也是在极度失眠的状态下创作的——好象我的作品都能追溯到我的失眠程度——那种病态的敏感、激qíng是非常痛苦的，你觉得自己已经是最后一口气来写这个东西。晚上就完全靠安眠药，昏过去几个钟头，然后又醒来，接着写，写完觉得很失败。”
直到台湾和美国的评论掌声如雷，他们赞扬这个女人写这种细腻的、如诗一般的小说竟是大师手笔，严歌苓才想，或许在最病态的状态、最垂死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未必就是垃圾，相反，它可能是最好的。
“通过这个作品，我想任何一种深沉的庄严的感qíng我都是尊敬的。”
可以想象，在美国大都会的所有灯火都依次熄灭之后，严歌苓房间的灯仍恼火地亮着、无奈而委屈地亮着，那么多的夜晚，那么多多出来的时间，足够她把人生和自己都更清楚地看一遍。那样的世界，是垂死然而jīng彩的。
“失眠让你看到一些超于现实的东西，那个阶段，我对世界的认识就像毕加索的画，是多维空间的。现在我治好了，但我希望能找到那种魔幻的、夸张的状态——但这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我希望有健康和正常的寿命，不愿意为文学牺牲这些。
很多小说家都是婚姻和人生的失败者、文学的成功者，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了一个文学成功者的可能xing，而成为一个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儿。”
“医生跟我说了，（治好了）可能会失去你最敏感的东西，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付出代价，我说：愿。”
她笑脸盈盈地回答，仿佛有所庆幸。然而，你不能肯定她心里没有遗憾。
她掩饰的很好，你看不出。
小妇人严歌苓：除了我的笔，我的一切都是可预期的
严歌苓的先生刚刚回美国外jiāo部复职，2004年他将去非洲某国任参赞。他说，严歌苓是一个最容易预期，最让人没有惊讶的人，每天她就gān这几件事：遛狗，喝咖啡，写作。
“刚刚结婚不多久，我们吵架，我说我要去汽车旅馆，他说不安全呀，天太晚了，我开车送你吧——中国男人在这种qíng况下会说，这么晚你去哪儿啊，闭嘴，别胡闹了——而他真的是打算开车送你去。你就觉得自己撞了个墙，那个墙是橡皮的。
后来渐渐发觉，有不快你最好表达出来，不要用肢体语言、面部表qíng，最好用语言告诉他，而且不要带qíng绪，摔摔打打的。现在我会直接跟他说任何想法。”
从最初的男女矛盾、文化矛盾引起的误会与争论，到如今，白皮肤蓝眼睛的先生已经被她感染着看完了英文《红楼梦》，正在看中文版。这当中的磨合之道，严歌苓说来无非一句话：“宽容宽容再宽容，妥协妥协再妥协。”
“生活中，我不太善于社jiāo，包括媒体。我烧菜特别好……只要是一个人工作的事，我就很擅长。或者是跟某个人结为朋友，我就非常依赖她们，但泛泛之jiāo，我就觉得非常吃力。”
或许所有的天才都是如此，在不需要和别人配合的时刻，总能获得许多欢乐愉悦。张爱玲、三毛……这个名单里，你还可以添上许多。
“我不是一个很定xing的人，有很多不切实际的主意：想做一个很好的厨师，开一个小餐厅，只给朋友来吃；想制作一部绝对不妥协的，我自己的电影；到法国、日本去住一两年，养一群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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