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又说：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承认外国书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但是，鲁先生，你独不知道中国书也是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吗？不有活人，那里会有书？
既有书，书中的颓唐和厌世，当然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难道外国的书，是活人的书，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
死人能著书吗？鲁先生！说得通吗？况且中国除了几种谈神谈仙的书之外，没有那种有价值的书不是入世的。不过各人入世的道路不同，所以各人说的话不同。我不知鲁先生平日读的甚么书，使他感觉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想除了葛洪的《抱朴子》这类的书，像关于儒家的书，没有一本书，每本书里没有一句话不是入世的。墨家不用说，积极入世的jīng神更显而易见。道家的学说以老子《道德经》及《庄子》为主，而这两部书更有它们积极的jīng神，入世的jīng神，可惜后人学他们学错了，学得像鲁先生所说的颓唐和厌世了。然而即就学错了的人说，也怕不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吧！杨朱的学说似乎是鲁先生所说的“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但是果真领略到杨朱的jīng神，也会知道杨朱的jīng神是积极的，是入世的，不过他积极的方向不同，入世的道路不同就是了。我不便多引证了，更不便在这篇短文里实举书的例。我只要请教鲁先生！先生所读的是那类中国书，这些书都是僵尸的乐观，都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佩服鲁先生的胆量！我佩服鲁先生的武断！鲁先生公然有胆子武断这样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先生所以有这胆量武断的理由是：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鲁先生：你知道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但你也知道行也要学来辅助么？古人已有“不学无术”的讥言。但古人做事，——即使做国家大事，——有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思想做指导，纵不从书本子上学，误事的地方还少。
时至今日，世界大变，人事大改，漫说家庭社会里的传统思想多成了过去的，即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我们也要从新估定他的价值，然后才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指导。
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导，犹恐行有不当，要从新估定，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糊闹，就是横闯吧！鲁先生也看见现在不爱读书专爱出锋头的青年么？这种青年，做代表，当主席是有余，要他拿出见解，揭明理由就见鬼了。
倡破坏，倡捣乱就有余，想他有什么建设，有什么成功就失望了。青年出了这种流弊，鲁先生乃青年前面的人，不加以挽救，还要推波助澜的说要少或竟不读中国书，因为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种贻误青年的话，请鲁先生再少说吧！鲁先生尤其说得不通的是“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难道中国古今所有的书都是教人作文，没有教人做事的吗？鲁先生！我不必多说，请你自己想，你的说话通不通？
好的鲁先生虽教青年不看中国书，还教青年看外国书。以鲁先生最推尊的外国书，当然也就是人们行为的模范。读了外国书，再来做事，当然不是胸无点墨，不是不学无术。不过鲁先生要知道，一国有一国的国qíng，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吧！你是要做文学家的人，那么，请你还是要做中国的文学家吧！即使先生之志不在中国，yù做世界的文学家，那么，也请你做个中国的世界文学家吧！莫从大处希望，就把根本忘了吧！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五胡的书，要读中国书，五胡的人都中国化了。回纥人不读他们回纥的书，要读中国书，回纥人也都中国化了。满洲人不读他们的满文，要入关来读汉文，现在把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英国要灭印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好了，现在外国人都要灭中国，外国人方挟其文字作他们灭中国的利器，惟恐一时生不出急效，现在站在中国青年前面的鲁迅先生来大声急呼，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多读外国书，不过几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认外国的字，书只能读外国的书，文只能作外国的文，话只能说外国的话，推到极点，事也只能做外国的事，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古先圣贤都只知尊崇外国的，学理主义都只知道信仰外国的，换句话说，就是外国的人不费丝毫的力，你自自然然会变成一个外国人，你不称我们大日本，就会称我们大美国，否则就大英国，大德国，大意国的大起来，这还不光荣吗，不做弱国的百姓，做qiáng国的百姓！？
我最后要请教鲁先生一句：鲁先生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何以有这样果决说这种话？既说了这种话，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国书明白指示出来，公诸大家评论，看到底是中国书误害了先生呢？还是先生冤枉了中国书？
十四，二，二十一，北京。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报副刊》。（２）《易经》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
（３）《抱朴子》晋代葛洪撰，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
（４）杨朱字子居，战国初期魏国人，思想家。他没有留下著作，关于他的记载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
（５）《列子》相传战国时列御寇撰。今本《列子》八篇，可能为晋人所作。（６）赵尔巽（１８４４—１９２７）字公镶，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清末曾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等。辛亥革命后，又任北洋政府临时参政院议长、奉天都督、清史馆馆长等职。
（７）五胡乱华西晋末年，匈奴、、鲜卑、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先后在中国北方和巴蜀地区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旧史称为“五胡乱华”。
（８）五族共和指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由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共和政体，建立中华民国。
（９）蔡松坡（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被推为云南都督。袁世凯yīn谋称帝时，他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起讨袁战争。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首领。
（１０）“处于才与不才之间”语出《庄子·山木》
（１１）墨翟（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chūn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者。现有《墨子》五十三篇，其中多为其弟子所记述。（１２）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chūn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者。元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加谥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定瞻“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青年必读十部书的征求，先生费尽苦心为青年求一指导。各家所答，依各人之主观，原是当然的结果；富于传统思想的，贻误青年匪浅。鲁迅先生缴白卷，在我看起来，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不想竟惹起非议。发表过的除掉副刊上熊以谦先生那篇文章，我还听说一位学者关于这件事向学生发过议论，则熊先生那篇文章实在不敢过责为浅薄，不知现在青年多少韫藏那种思想而未发呢！兹将那位学者的话录后，多么令人可惊呵！
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真是什么意思呢！试过的此路不通行，宣告了还有罪么？鲁迅先生那一点革命jīng神，不彀他这几句话扑灭，这是多么可悲呵！
这几年以来，各种反动的思想，影响于青年，实在不堪设想；其腐败较在《新青年》杂志上思想革命以前还甚；腐朽之上，还加以麻木的外套，这比较的要难于改革了。偏僻之地还不晓得“新”是什么，譬如弹簧之一伸，他们永远看那静的故态吧。请不要动气，不要自饰，不要闭户空想，实地去观察，看看得的结果惊人不惊？（下略）
赵雪阳。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２）评玉君的文章指《我也来谈谈关于玉君的话》，金满成作，载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的《晨报副刊》。其中说：“‘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见京副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玉君的作者呀！我祝你把创伤养好，起来再战，当一个文艺园中的健将。假如你没有伤口，苍蝇也不会来‘嘬’你的。”
（３）《民众文艺》《京报》附出的文艺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民众文艺周刊》，自第十六号起改名《民众文艺》，自第二十五号起改为《民众周刊》，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至第四十七期停刊。
无qíng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２）十二月
（１）《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知人写字五幅，……为达夫……又一幅云：‘无qíng未必真豪杰，……。’”此诗在书赠坪井芳治时，题款为：“未年之冬戏作。”
（２）於菟即虎。《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虎於菟。”
岂有豪qíng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六月二十一日
（１）《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为坪井先生之友木通口良平君书一绝云：‘岂有豪qíng似旧时，……。’”写给景宋手迹题“酉年六月二十日作”。
杨铨（１８９３—１９３３），字杏佛，江西清江人。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gān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协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孟真（２）先生：
来信收到了。现在对于《新cháo》（３）没有别的意见：倘以后想到什么，极愿意随时通知。
《新cháo》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yīn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cháo》里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还暗地里高兴。（他们有许多很鼓chuī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新cháo》三期通信内有史志元先生的信（４），似乎也上了他们的当。）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但蛇自己不肯被打，也自然不消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