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这好玩吧，可要是不这么找乐，只能犯愁、苦闷、掉泪、上吊自杀。我们牛棚里死了一个小资本家，他心里就搁不住事儿，受不住了，打二楼窗户脑袋朝下跳下来。我心想，你呀，傻瓜！人家不叫你活，你也不叫自己活？
您也别拿牛棚里的人全当好人，那年头，人人自危，都恨不得把别人打成反革命，自己落个“表现好”，日子就好过点儿。一次，有个姓Z的老家伙把我卖了。
老Z的父亲是地主，他不过是地主的狗崽子，因为家里的房子是私产，文革一来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也打成地主。这家伙为了表现积极，就揭发我，说我在牛棚里编反动笑话。
这事是有的。那天我们牛棚里有个姓Q的，从家里带的饭盒里有一小块牛ròu。
我就拿他取乐，问他：“你吃牛ròu算什么，你知道吗？”他脑筋没转过来，就说：
“不知道。”我便说：“你现在是‘牛’（当时‘牛’就是指‘牛鬼蛇神’），‘牛’吃牛ròu，就是——自吃自。”我的笑话逗得牛们都笑了。可那时候，残酷斗争，无qíng打击，漫天血光，什么地方的牛棚能有笑声？
老Q把这事告诉了老K。
老K把我叫去，拍桌子打板凳，说我开革命的玩笑，胆大包天。我说：“自吃自，就是自取灭亡，我这是骂他。”
老K这人挺粗，挺笨，不单人笨手笨，脑袋笨，嘴也很笨，叫我三绕两绕没了词儿，心里的火气却没消。第二天，单位里掀起大批判高cháo，群众纷纷写大字报，口诛笔伐，拿我们练上了。老K一下闯进牛棚，冲着我们就喊——实际是面对着我大喊大叫：
“你们这群牛鬼蛇神听着，革命群众又批判你们了！你们还不认罪，负隅顽抗，快点，每人写一张大字报，问问自己老实不老实，别等着革命群众揪斗你们！这回是大斗，一斗就三天三夜！”
我眼睛不瞧老K，心里能想到他那个神气劲儿。不用多费脑子，早有主意，心想我得拿你找个乐子了，于是铺开一张白纸——那时写大字报，革命群众用红纸，牛鬼蛇神只能用白纸——写起来，题目是《×××，我问你》。×××，就是我。
内容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新高cháo，革命群众奋起千钧棒，痛打落水狗！×××，我问你，你老实了吗？你说，老实了。不对！我不信你！
你竖起你的狗耳听着，我警告你，你已经死到临头了，如果你再不老实，胆敢乱说乱动，我就把你打翻在地，再在你身上踏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这大字报一上墙，老K立刻就火冒三丈，把我叫去，气得拿拳头砸桌子，大骂我：
“你狗胆包天！革命群众问你，你问谁？你大字报上的‘你’指的是谁？是不是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
我装得诚惶诚恐，手打哆嗦，表现得又震惊又害怕又无辜，我说：
“要是那样，我那不真的罪该万死了吗？K主任，您可别生气，您一生气，我就害怕。刚才不是您叫我们每个人都问问自己吗？我这个‘你’，当然是指自己，‘你’就是‘我’，我是把矛头对准自己呀！”
K主任叫我懵住了。他说：“混蛋，既然‘你’就是‘我’，就应当用‘我’，‘你’怎么是‘我’……”他那张笨嘴，两个字就把它扰乱套了。他说不下去，一拍桌子，“滚回去，马上改！”
我忙说：“接受您的批判，我立刻就改。把‘你’字全改成我自己，行吧！”
老K说：“当然行，滚！”
我心想，你这王八蛋，上了我的当了。我跑到我那张大字报前，数一数，总共十三个“你”字。我就回屋，用一条白纸，写了十二个“我”字，又拿点浆糊，去把大字报上的“你”字一个个全换成“我”字。改好后，我像立了大功那样，请老K来看。再一看，大字报变成这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新高cháo，革命群众奋起千钧棒，痛打落水狗！×××，我问我，我老实了吗？我说，老实了。不对！我不信我！
我竖起我的狗耳听着，我警告我，我已经死到临头了，如果我再不老实，胆敢乱说乱动，我就把我打翻在地，再在我身上踏上一万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
我瞅着老K的脸“腾”地红了上来，不等他发火，赶紧笑眯眯说：“你说把‘你’
字全换成‘我’，我一字没丢全改了。”
老K又没词了。我高兴了一个礼拜，吃也香，睡也香。
我要说，文革就是那个样子，但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生命的活力与它的智慧同在。
第二个人：“朱大妈” 1970年20岁男W省H县下乡知识青年知青那段生活，其实也蛮有意思。虽说很苦，乐子也不少。现在回忆起来更有一种滋味，这滋味……打个比方，就好像那种“咸味糖”，我这比方对不对，嗯，作家？
我们那伙在W省H县cha队的却青，如今碰到一起，少不了还要说说这些“咸味糖”，开心地笑一笑。我们那时都是小青年，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不过二十出头，jīng力旺盛，调皮捣蛋。我们玩得最过瘾的一次，就是关于“朱大妈”那件事。
不过这事一直对外保着密，第一次公布于众。
那时，gān活累，吃得差，特别馋。我们这一伙——七八个人吧，只要谁家寄来一包红糖，拿到手，撕开包，立刻一抢而光，可跟着嘴唇上就落一群苍蝇，轰也轰不走，那地方连苍蝇也“缺嘴”，馋死了。
吃不到好东西，就谈好吃的。一天谈得受不住了，便决定去邻村B村偷猪。并想出一个绝法儿来，拿几个饽饽，使酒泡了，猪吃了肯定醉倒，就把猪抬回来痛痛快快解解馋。这法子保证管用，又好玩，大伙一起出主意时，倒好像共同编造一个笑话。于是，大伙分头去搞应用的东西。有人弄来几个玉米面大饽饽，有人去杂货店偷来一瓶酒，我和一个叫老三的小子到大队部，把一副破担架拿出来。大伙一见担架，又想到一个主意，把原先计划的一个疏漏补上了。那就是如果把醉猪抬出村子时，叫人发现了怎么办？有了担架可以说抬人去县医院看病。这是担架给大伙的启发。我成了有功之臣。于是大伙说，猪弄到手，多给我一块猪屁股吃。我一高兴，又把一条白布被单贡献出来了，因为必须把猪遮盖住才好说是病人。计划真是愈来愈周全，也愈来愈好玩，叫那几个年岁小的兴奋得连蹦带跳。
事不宜迟，当天夜里我们潜入B村。入村后，只要有狗叫，我们就扔一块酒泡的饽饽给它，马上它就不叫了，这些狗都是饿狗，相信它们很快都成了醉狗。这样，顺利到达猪圈前，看准一头又肥又大的母猪，就把一个带着酒香的大饽饽扔进去。
大猪正躺着，但饽饽一落地，它立刻扑上来几口就吞下去，动作比猫还快；我们又扔一个，再一个，直把泡酒的饽饽全扔进去，我们就蹲在猪圈外，等着它醉，只听见它“吧叽”嘴巴和不住地美滋滋地打呼噜的声音，那时很担心酒劲不够，后悔没多带几个泡酒的饽饽来。直等了一个小时，忽然圈里没了声音，伸头一看，大猪早已经烂醉如泥了。我们忙进去，七手八脚把它弄出来，放在担架上，遮好被单，飞也似地抬出村子。这大猪真重，等我们意识到己经脱离危险了，大伙都累得浑身大汗淋漓，抬担架的胳膊好像没骨头那样软绵绵。
我们早已想到，不能把它抬回村子，那样会被人发现。我们计划把它弄到H村通往县城那片荒地里，那儿有许多乱土岗和野林子，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大猪解决，但就在半道上出了意外。
一伙Y市来的知青，迎面走来，男男女女大约五六个人。我们完全没有准备，打算和他们打个招呼就混过去。但这伙人中间一个瘦高个儿的男青年非常热qíng，问我们抬的人是谁。一刹那，差点把我们问住了。多亏我机灵，编个瞎话说是村里一位老大妈得了急病，我们送她去医院。他们一听，非要帮忙，我们说不用了，可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A村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刚从县里开了三天会回来。他们要学雷锋好榜样，“助人为乐”，还一齐背诵有关的毛主席误录。他们其中一个问我，这老大妈是什么家庭成分；当我一说，“当然是‘三代红’了”。他们来了阶级感qíng，说什么也要帮我们把担架抬到县医院，并且和我们争起担架来。jīng神的力量真是无可抗拒，再说我们已经抬了二十多里，jīng疲力尽，又做贼胆虚，终于被他们夺去担架。他们中间的一个女知青，要掀开被单看看，马上被我制止，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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