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风太大，大妈是重感冒，不能再受风！”这女知青马上住手，还把被单掖严，一边说：“要不我觉得大妈的呼吸这么重呢！”我身边的老三差点笑出声来。我感到事qíng已经无法改变，如果跟他们去县里医院，准会露馅。我便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负责，我们可就回去了。”
这伙知青一听，都十分热qíng地满口答应，并叫我们回去休息。于是，他们抬着担架返回县里，我们也掉头返回去。
分开后刚走几步，就听那瘦高的男青年朝我们喊道：“你们和大娘是哪个村的？”
我一想，马上回答：“B村的。”B村就是猪的家。
那个女知青又叫道：“大娘姓什么？”
我这次回答得可是又迅速又巧妙：“朱大妈！”“朱”就是“猪”呵！
这时，我听那瘦高的男知青用嘹亮的嗓门喊道：“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朱大妈的，回来见！”
“回来见！”我们一起举手，祝他们成功。然后，我们忍住笑，拼命向前跑，直跑到回头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地方，说什么也忍不住了，一齐扑在野地上，大笑，打滚，翻跟斗。这真比吃一顿猪ròu还高兴。
下边的事是听来的了：
据县里的人说，那伙知青把担架抬到县医院，已是早晨八点多钟。他们把医生叫出来，说有急诊病人要抢救。医生上去一拍，刚叫一声：“打妈！”只听这“大妈”呼地一吼，忽然跳下来，飞似地乱跑，由于身上蒙着被单，谁也不知是猪，全看傻了，“大妈”怎么如此迅猛骁勇？
哎，你说，文革的经历，怎么能缺少这个？
咸味糖的真正味道，还是糖里边的发涩的咸味。
第三个人：还钟 1974年23岁男R省R县O村cha队知识青年我看过你那些文革的文章，你写的那些人那些事全都是倒霉的，看起来挺不舒服，我想给你来个“反cháo流”，讲一件得意的事，也是我成功的事！
一九六九年底，我给赶到R省R县O村，cha队gān农活。前后gān了五年吧，黑夜到头见曙光，我有了返城的机会，但必须大队支书同意后盖了章才能办理。我们那支书，一句话，王八蛋！纯粹是地头蛇，我看过去那恶霸地主刘文彩也没他横，我们村里三个女知青——咳，不说了！弄不好，泄露出去，缺德！就说我这次吧，要想从他手心里走掉，可没那么容易，我已经打算让他扒一层皮了。我知道他贪得厉害，可是送东西得送到人家心气儿上。他的侄子是民兵队长，也是他的亲信，我就向他打听，由此便知他正需要一个挂钟。大队gān部开会，十次有九次在他家里开。没钟点哪行？我问民兵队长他想要个什么样的钟，那小子瞥我一眼便说：“还不是要那种外边木头壳、里边带摆、打点的钟！”我一听心里就冒火。这个钟还不得七八十块，顶我爹两个月的薪水。这群王八蛋，真他妈黑！
你知道，我是个不吃亏的人。晚上躺下来琢磨到半夜，忽然有了高招。我便先给我在北京的舅舅写封信，说明我的qíng况，请他帮我一次。终生终世，只这一回。
无论如何按要求寄给找一个挂钟，我保证三个月内把钟还给我舅。
我舅在北京铁路局当调度，工龄长，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手里有点钱，我家平时碰到难处就向他开口。他收到我的信！很快买了钟寄来，还附了一封信，信上安慰我一番，却根本没提我保证三个月还钟的事。他以为这是“孩子话”吧！
好，就看我的吧——
我收到钟一看，真是漂亮绝顶，木头壳，漆得锃亮，表盘是huáng铜的，上边印着大红字的毛主席语录；三根针走起来活灵活现，下边还有一个玻璃门，能看到晃来晃去的小摆球儿。我当然明白，我舅的心意全表在这上边了。我当时的心qíng，拿现在的话说——好感动呀！
送礼还得赶在人家高兴的时候。我耐心地等了五天，听说支书那天在公社受了表扬，回村就咧着大嘴笑。我见机会来了，赶紧抱着钟进了支书家，果然生效，支书看着这锃亮锃亮的大钟，两眼眯成了线儿，说道：“你在这里表现不错，别人走俺不同意，你走俺同意了！”我马上把准备好的介绍信捧上去，笑嘻嘻地说：“下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还到您这儿来。”支书从枕头下摸出那个木疙瘩（印章），用嘴哈哈气儿，啪地给我盖上。好啦，开绿灯！放行！万事大吉！
我拿着这封信跑到公社、县、省，再返回我那遥远的城市，一个多月，来来去去，经受无故磕碰，终于把事办成。我回到村里，打好了行李捆，跟村人告别，最后该把我那钟取回来了。你听着，我是这么gān的，而且一开始就计划好这么gān的——这天，我早打听到公社的gān部来视察。我等着这群人进了支书家正谈得火热的时候，忽然一推门进去了。只见满屋子人，满屋子抽的烟，挺热，挺闷，还有呛人的烟叶味儿。支书见我就说：“该走了吧！以后别忘了俺们呀，要是忘了，俺们就找你去！”他这热qíng的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公社的gān部们听的。我呢？假装有事那样，挺神秘地扯扯他袖子，把他拉到门口，再将嘴巴凑到他耳朵边，他侧过脸问我：“啥事？”
我说：“我挺不好意思跟您讲。上次我借给您挂在墙上这钟，是从我舅家弄来的。这次回城，不带着这钟，不好再去我舅家了，只好把钟拿回去。行吗？”我故意压低声音，仿佛不叫别人听见；但控制的音量，却正好叫满屋的人都听见了。
支书的脸色变得刷白，气得直哆嗦。他脸离我太近了，我看得一清二楚。可是他被我“将”住了，没辙，只好说：“好，好，拿走，拿走！”我当然明白，如果没这些上级gān部在，他能把我打死。
不用他去摘那钟，我脱了鞋子，上了炕，一伸手就摘下来。跟他说声“我走啦！”就走了。他没送我，我却能想象他在屋里那样子。
当我把那钟送还到北京的舅舅家，我舅一家都莫名其妙。待我把来龙去脉一讲，大家都笑个痛快。
我挺得意，在整个丈革中，只这么一件事，我是按自己的意志做的。
你该给我鼓掌呢！
快乐总在反抗者的一边。
终 结 文 革
·冯骥才·
今年（1996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三十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二十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
前一个纪念日是理xing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qíng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jiāo集。就是在这两个所纪念的日子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cháo水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渲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qíng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xing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二十名非文革经历者--即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缘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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