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此萌动来写这部《爱之上》？当然不是。它本是生活中常常使人感到的拨动人心的东西。无声又雄壮的乐曲，看不见却灿烂辉煌的光团，愈垒愈高而永不终止的人类大厦。多少人为它流汗、吃苦、受尽委屈和挫折，却百折不挠，任劳任怨，默不作声地做着。我不仅从自身感到，更在别人身上感到它。从别人的言谈、行为、事迹、生平上感到它，也从报上、书上、各种材料上，那些为人类正直和进步的事业而献身的人们的身上感到它，而更多是不自觉地感受到它。
意外的是一次，我与一个小伙子jiāo谈。当说到“事业”二字时他现出困惑的样子，好像不知我之所云。
我问他：“你工作，却感不到事业？”他傻乎乎地笑了。很清楚，他并没感到。
好像我在说一种“皇帝的新衣”。
我猛然悟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事业的存在。由此我懂得平庸的人究竟缺少什么。
这就从另一方面，在我对“事业”这一内容的感受上又加厚一层，还有来自其它方面的感受，渐渐积累在一起。这或可叫做“感受的积累”。然而，积累的感受可直接质变为创作的冲动。因为创作的冲动，无疑带着很浓的感xing成份和感qíng色彩。
因此，我动笔写这部小说时，不是想说明“事业高于爱qíng”这一道理，乃至更高明的哲理。我是带着一大团朦胧的感受和浓烈的qíng感进入创作的。这一团中间有一个明晰的核儿——我要写高于任何哲理的东西，即境界，事业的境界，这是一片无限壮丽、无限开阔、具有无限魅力的境界。我要用笔墨展现出人生中这样一个无形又存在的，最迷人、最实在、最能体现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天地。
我希望感受到它的人，在这作品中再一次甜蜜地重温到它；不曾感受到它的人，在我描写的氛围里能够或多或少体味到它纯正的甘甜。
（2 ）
我写了两个人：肖丽和卢挥。
两个“事业狂”。
我自信十分熟悉这种人。也许由于自己常被对事业的狂热所冲动，才特别感受到这种人深藏的内心。当然，他们决不仅仅是作品中写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也不是超人。他们有凡人皆有的七qíng六yù，有正常人所要求的“天伦之乐”，但他们为了事业，往往克制、约束、压抑、拒绝自身的生活要求。
在他们身上常常发生这种对事业的爱与其他各种爱的对立和搏斗。为此，我还是选择了——别人也选择过的——事业与爱qíng的对立。
自然，事业与爱qíng，不一定对立。甚至理应踩着同一个美妙的舞步。我自己身上就没发生过这种qiáng烈的对立。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和某些人身上，却往往激烈地对立着，甚至二者必居其一。我之所以选择了这种对立的状况，是为了让这两种爱（对事业的酷爱和个人的爱qíng）撞出火花来，发出各自奇妙的、qiáng大的、扯动人心又不可避免的力量。我在这中间写这两个人物。
还有另一层。即舍弃个人的一切去追求事业的人，不一定都能获取成功。
光彩夺目的成功者总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没有获得成功，毫无建树乃至失败者。
在他们身上，有因事业进取而一时的欢愉，也有因受到挫折而沮丧、苦恼，甚至常常因苦无知音而感到孤独。一个献身事业的人的内心并不轻松。
因此，我选择了这样的为事业做出巨大牺牲而没有获得彰昭成就的两个人，尤其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巨大挫伤的“文革”期间，我着意写他们于艰辛、黯淡、徘徊中，时时闪光而不肯熄灭的对事业火一般的qíng感。这样写，或许比直接写他们的成功的喜悦，更能掂到事业的分量和人物的分量。
因此，我在小说中始终没给肖丽和卢挥多少个人生活的快乐，爱qíng的温馨，事业的频传捷报，直到小说结尾。他们每跨进一步的代价也许过于沉重，不免给人一点所谓“苦行僧”的味道，命运对待他们也许过于苛刻和严峻了吧！然而，我希望透过这一层含着苦涩意味的表象，能够看到他们心中那片因之显得更加充实、壮阔，又非常人所能具有的事业的天地。
这样，我在小说结构上，就不靠qíng节而顺从人物内心的变化。把人物内心变化做为结构的主要线索。我不想讲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我把劲儿都用在揭示这两个“事业狂”丰富、矛盾、时时闪光的心灵上。
（3 ）
我自己有过运动生涯。这或许是我选择“运动员”做小说人物的主要原因，或许在年轻有为的运动员身上，最容易发生事业与爱qíng的冲突。人物是有影子的。然而我决非仅仅写“体育题材”和“运动员生活”。近两年我写了几篇所谓“体育小说”，如《跨过高度》、《升华》、《献你一束花》等。
笔触的最深处决不止于体育之中。小说的人物和生活不免带有职业特征，小说的容量却不能只限于某种职业所特有的内容范围。它的思想内涵，应当是超职业、超题材，是对社会人生的高度总结、概括和提炼。这样，小说和读者之间，才会有较大的适应度，作用面才宽广。
我写任何“题材”时，都这样想。
《爱之上》发表和在某些地方电台广播后，我收到许许多多热qíng读者的来信。
作家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是理应给读者复信。在这篇短文章里，我把读者许多问题，都囊括其中了。至于对人物的具体理解，我不想把自己的初衷qiáng加给读者。各有各的感受和认识，就像我们对生活中的人一样。
16.寻找民族的jīng神——我怎样写《感谢生活》
本来，我把《神鞭》那条道儿打通，就该放开脚接连走几步。我已经把接下去的几部中篇里面的弯弯曲曲都谋划好了。谁料《中国作家》的几位能人来挤我写稿，一挤竟然挤出这部《感谢生活》。
有位读者来信问我，你怎么总东一鎯头，西一斧子，忽然又想起写这部“文革”
题材的小说？
顺从感qíng的事不会一下子说出道理来。但凡事皆有理。这读者bī我认真去想一想，居然琢磨出一些有趣又挺紧要的道理来。
其实我早想写这小说。1979 年初我把这故事讲给巴老听。巴老受了感动，他把这事记在一篇叫做《小狗包弟》的动人的散文里。巴老叫我写，那时我非常想写。
我一想到这故事中的某些片断就冲动得坐不住，必须兴冲冲在屋子中间未回走几步，才静下来。
1979 年的文坛和文学，真令人难忘！只要你的心被文学占有，就片刻不得安宁，整天在胸腔里嘣嘣地响。笔尖在稿纸上简直是在连蹦带跳，读者好像脸上挂着泪，坐在书桌对面看着你写。那时，我刚写过《铺花的歧路》。
上千读者把他们的心装在信封里寄给我。我还有多少悲欢离合、催人泪下、令人激动的故事要写呀。包括《感谢生活》中这个画家的故事。十年动乱给了我们多少素材？俯拾皆是。苦难常使作家富有。没错！
然而，那时我还没写《啊！》，写过《啊！》就不同了。写《啊！》时，我有一个qiáng烈又迫切的目的：我想记录下我们在这10 年是怎么活过来的，也就是想使后世之人读这部小说时，有种身临其境之感，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理解我们。这样，任何现成的、完整的、哪怕曲折动人的故事都无法完成我这目的。我便用一封误以为丢失而没丢失的信，引出一个灵魂的悲剧，勾起那个时代人们全部的、特有的、恐惧的心理状态。我是从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感觉和心态，来把握小说，来把握那生活的。
这样写过，我忽然对自己心中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不那么冲动了，也没有把它迫不及待写出来的渴望和劲头；凝聚在心里的某种力量，好像都在《啊！》里发泄完了。大概我在当时可能做到的，都在《啊！》中做了；我站在自己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上，尽到了能力的极限。那么，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已经越过的尺度上，来回重复。即使再好的故事也不想写了。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伤痕文学”。
目光移到急剧变化、不断更新、切身切肤的现实中。视野便从有限的“十年”扩展开来。这阶段的写作，即使牵涉到“文革”期间的生活，都把这生活打碎，而与更广阔的生活历程揉在一起。
故事和人物，自然不只在10 年中间转来转去了。生活愈宽，认识愈深。这样，我偶尔写些以“文革”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今天接着昨天》、《雪夜来客》等，已然不是着意于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不是着意于对那些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思辨；而是着眼于人，一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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