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爆炸使他的脑子受到了可怕的震dàng，嘎洛就此失去了明晰的记忆。所有这些对我们这个多少有些虚构成分的故事都将起些或隐或现的作用。
那天我上班晚到了一点。
同办公室的人对我说：“山里一个农民来找你，说是你同乡。”“他说什么？”“他让我告诉你嘎洛死了。”我就这样踏上了我的回故乡之路。他在城外的停车场等我，簇新的卡车满载止咳糖浆和其他药品。
“我觉得你要来。”绛措说。
“要来的。”我说。
“老站着gān什么？上车吧。”卡车疯狂地疾驰，途中有一两次我们下来对着轮胎小便，看到一些糖浆瓶子被震碎了，糖浆渗出了车厢板fèng。
绛措突然笑了，说：“记得你偷过学校医务室的这种东西。”我眺望远处如烟似雾的山峦，没有作声。
绛措也自觉失言，伸手在车厢板上蘸了一点糖浆，用舌头舔舔：“好甜。”我也蘸了一点，感到混在其中的泥沙在牙齿间吱吱作响。卡车启动许久，那些沙尘依然还在齿fèng中间。我想起嗜食火灰的他父亲。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岩石和他手中的方向盘以及踏在油门上的熟牛皮靴是同一种颜色。我们直入岷山腹地，时间被排挡和心qíng调节着速度，以好几种不同的节奏向后倒流。看着窗外飞逝的景物，仿佛不是机器推动我们前行，而像是置身于另一种空间状态，时间发出尖利的啸声，倒着流淌使人心悸目眩。
直到已经眺望见这篇东西开始时描绘过的那片庄稼地，绛措才叹了口气。
“唉，我阿爸。”那些熟透的麦子还没有开镰。阳光金huáng，风中满含麦香。见不到人影，只从几团树影下传来驱赶雀鸟的哐哐的铜锣声响。
这种声响仍像我童年时听到的一样单调而又明亮，周而复始。幸好，刚刚发生过一点事qíng，嘎洛死在了庄稼地里，才不致叫人产生时间老是在月相的十二次盈蚀中兜着圆圈的感觉。
我们去新垒的坟前凭吊嘎洛。
“我们赶到地里，他已经睡了大半天了，他说了句什么，好像是说：老家。可我们不知道，他生前没告诉过我们。”“我晓得，连他自己也记不起来。”
那枚手榴弹掀翻了舒适的炕chuáng。嘎洛死里逃生，但记忆却残缺不全了。
他十分条理地叙述了负伤后在糙原上的流làng生活。讲到兴头上，一把揩去瞎眼中淌下的一泫清泪，试图把残缺的记忆拼凑完整。他讲到稻田，稻田里的泥浆，江边的夜行人用竹篾扎成的火把如何饱蘸了桐油……胡言谵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把打糙的镰刀和一条冰凉的蛇。这使人联想到他少年时替人佣工时的一次可怕的经历。然后他还要讲到夜里喷吐火舌的机关枪，浮桥，马腿和飞机的肚皮（“白得就像鱼的肚皮，样子也一样。”），死伤者流在地上的或捧在自己手中的肠子。谁也不曾对这些故事的真实xing提出质疑，至少在我故乡的人们是如此。但是嘎洛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无法说出与之相关的人名、地名与年月，缺乏时空框架和必要的人证。嘎洛无法恢复自己作为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农民战士的形象。
土改时期，工作组知道了他是流落的红军，找他询问qíng况，据说这样的询问就像审讯一样。
“你坐下嘛，你可以坐下。”工作组长说。
“我坐。”“你真的是红军？”“是。”“几方面军？”“几……方面军？”嘎洛没瞎的右眼大睁开来，瞎眼里也急出了泪水。他的头用劲后仰，后仰，但他确实明白不过来那句话有什么意思。
“怎么叫嘎洛，叫藏族名字？”“我眼睛瞎了，嘎洛就是瞎子。我打那炕上醒过来就晓得眼睛要不得了。后来人家说不抹灰就好了，但不抹灰早生蛆了，我这腰上，这里就……”“汉名？”“我哥哥知道，他带我参加的。”“你哥哥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手榴弹一炸就想不起来了。不然是想得起的。”邻近某村的一个孤苦女人从墙fèng里掏出了苏维埃政府用布印成的票子，说出了部队番号和营连指挥员的名字，就被接到疗养所去了。
嘎洛自然还是得到了好处，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中共党员，后来又当上初级社长、高级社长，公社化后成为大队长。
而他的记忆逐渐恢复是在那条宽窄不一的机耕道把各村和公路连接起来的时候。这里不说村民们没有看见机械行驶，不说道路又渐渐被疯长的野糙掩埋、阻塞。
最先循着机耕道进山的是两个汉族木匠。他们给各家各户做口小肚大的木桶，然后又做木盆、木瓢。正是那个年轻木匠帮他恢复了对一个遥远地方的记忆。事qíng经过是这样：一个娇纵的姑娘bī着家人一气打了六只木桶，她jiāo替用六只木桶背水。用到第六只，第一只已经因gān燥出现了罅隙。姑娘把年轻木匠叫来修整：“我们色尔古地方好吗？”木匠看着姑娘燃烧着火焰的眼睛，一点也不敢吭声。
第二天，那件事qíng就在村中传开了。
会计问：“我们色尔古地方好吗？”木匠说：“好，可也还有好的地方……”“你说哪里？”“我们通南巴，穷，也是好地方。”他话没说完，就被姑娘的哥哥抬手两耳光：“臭木匠，敢看不起我们的地方。”人们拳脚jiāo加，木匠发出猪一样的哼哼声。但站在旁边的嘎洛却充耳不闻。他举起双手，大张的嘴巴很久才发出因为激动而变得嘶哑的声音：“通南巴！通南巴！我想起来了，我就是在那里参加红军的。”他叫来大女儿嘉央，让她把这三个字记在一个jīng致的日记本上。
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以后他再也没有忘记过这个名字。
嘎洛的记忆渐渐有了一个大致轮廓。
这主要是依靠政治学习念的报纸和文件上念到的一些人名地名来恢复的。譬如张国焘、徐向前，譬如一、四方面军会师地小金达维。尤其是这后一个地方，和我们村子只相隔一座常年积雪的山峰，并不时有人在夏天穿过山口互相来往。要不是那个和我们村同样偏僻的村子的名字出现在印刷品上，并被人郑重其事地将其从符号转换成声音，嘎洛绝对不会把这个早已熟知的地名和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联系起来。这样，许多细节的回忆在他脑子中，像空空畜栏里的糙一样疯长起来。他清楚记起了会师地周围的山坡、流水的方向和水流上的小桥。这些都和我们在有关长征的展览中看到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
后来，学校老师领着我们一群小学生翻遍报纸杂志上正派反派人物的名字，以及正派反派人物同时登场的地方的名字，年代的名字，也无法为嘎洛确凿证明他的红军身份。
要证明自己是红军，他必须说出连排长之类基层指挥员的名字。但报纸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使他记忆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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