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 “一日六合”,应该就是《黑田家记》里提到的六个阶段。
在《黑田家记》的描述里,对整个过程中日军的英勇极尽描摹之能事,对明军的反击却是寥寥几笔带过,轻描淡写。这是日本史料一贯的夸大其词,不算什么新鲜事。可我在阅读这段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再仔细一想,终于发现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段记载将黑田长政与麾下众将在稷山的表现,描绘成是一场日军以寡敌众、几度濒临绝境、最后依靠勇气才击退敌人的惨烈胜利。
前面提到了,毛屋主水赫然以长筱之战的规模来比拟明军阵容。而长筱之战织田军是三万人出阵,武田军是一万五,也就是说毛屋认为对面的明军总兵力至少是数万人的规模。
接下来在反复六次的拉锯战中,日军将领也多次发出“大兵胜逾桥,我恐难支,是吾死所也”、“敌军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彼多兵而我寡”的感叹。一直到天黑,黑田军也未能取得决定xing胜利,即使是黑田家自己的描写,也仅仅只说明军“扰乱不能成备”,最后还是全靠毛利秀元后军赶到,才使“敌余军不敢战而退”,这才罢兵。
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方说明军是不敢战而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破绽。因为哪怕按这记录,也说明即使毛利援军赶到时,明军还是处于攻击状态的,在毛利军抵达战场后,明军才放弃攻击而退去。
日方记录,包括《黑田家记》在内的各种“家记”史料对战争的记叙有个显著特征,或者说是个规律:如果是日军取得胜利的场合,会极力夸耀杀伤明军数量之多,明军如何一溃千里;如果是日军战况不利的,就极力扩大明军兵力,然后夸耀日军将领之武勇。说白了,赢了就是“屡战屡胜”,输了就是“屡败屡战”。
以前有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笑话,说地下党从严密封锁的国统区报纸上,仍旧可以判断出内战局势。只要看到哪里国军“英勇奋战”,就意味着国民党在这里吃了亏。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就意味着有一场大败;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匪不敢追”,就意味着有一场大溃败。古今一辙,可以互相印证。
明白了这个规律,再回头看《黑田家记》,会发现主笔者不遗余力地赞美黑田诸将多么勇气十足,多么骁勇善战,多么能在逆境中保持战意。这本身就暗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稷山之战对黑田长政来说,确实是一场恶战和苦战。
与之相反的是,主笔者一提到稷山之战中的明军,则只是淡淡地形容说“惊顿”、“败走”、“不敢战”云云,这恰好反证了明军损失很小,小到一贯擅长夸大其词的《黑田家记》都没法chuī牛,不然他们早就chuī嘘杀得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应了那句话,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明军到底有多厉害,能把一代名将黑田长政bī到如此地步?
无论讲什么战斗,总要先了解双方兵力配制。那么就让我们先看一看双方参战人数吧。
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在壬辰战争时期的总兵力是两万五千人,经历了战争损失,再加上原属三军团的岛津义弘被分出去独立成军,到了丁酉再乱开战时总兵力下降到一万人。这一万人里,包括了黑田长政的五千人本队,毛利吉成的两千,还有岛津忠丰、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佑兵和相良赖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乱的日军虽然仍以军团区分,但大多数时候却是随意调配。全州会师以后,毛利吉成和岛津、高桥、秋月等部没有跟随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了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几路中去。跟随在黑田长政身后的,只有八军团的毛利秀元。
按日方记载,稷山之战毛利秀元只赶上一个尾巴,因此参与九月七日战斗的实际上只有黑田长政本队,五千人。
黑田军在日军中也算是擅战之军。他们打得如此悲壮,屡次发出敌众我寡的悲鸣,那么明军数量应该远在日军之上,即使没有日本人说的十倍那么夸张,怎么也得有一两倍。
那么稷山之战在九月七日时的参战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呢?
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大于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好象很符合黑田家的记录——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这几位将领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都记载,麻贵当时“夜挑选各营jīng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而看解生所部到素沙坪后的举动,可知这次行动本意是一次伏击战。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旁人,尤其是朝鲜人,很难保证消息不会泄露。
不过,明军真正抵达稷山的实际兵力,比两千人要多。因为解生、颇贵与杨登山是从汉城领命出发,但牛伯英却是在八月底被派去接应从全州逃出来的陈愚衷的,一直驻留在公州、天安等处,没有返回汉城。他是在半路与解生所部会合,然后前往稷山。
也就是说,解生在九月初六的总兵力,大约是在两千六百人左右。
在当天中午前后或者下午,李益乔、刘遇节前来支援。这支明军不是麻贵的嫡系,而是杨镐从平壤带过来的,总兵力是一千两百九十人。算上他们,明军的总数达到三千八百九十人。而在朝鲜方的记录里,数份记载都说明军总兵力为两、三千人。
我们再把明军的兵力向最大的估算范围靠拢些。在南原失守以后,陈愚衷带着两千人从全州撤到公州,与牛伯英合兵一处。杨镐九月初三入汉城以后,把杨元、陈愚衷拿下治罪。此时军qíng紧急,不可能把这两千人都叫回汉城,按照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杨镐派人行文到军中,拿回陈愚衷,陈所部应该会暂时jiāo给牛伯英代管。
这样算来,牛伯英与解生会合的时候,他所能带的最大兵力是两千六百人。当然,他很可能只带了一部分。如果按最大兵力算,他与解生会合后的兵力为四千六百,再与李益乔合兵,达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这个数字,应该比较符合常识。在日军数万大军面前,麻贵如果只派两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过儿戏。他的真实意图,应该是从汉城派出解生两千,与孤悬在外的牛伯英两千多人会师,再加上杨镐派出的一千,这才有足够的兵力与日军周旋。以往史料只记录了汉城出发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两千人、两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还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军的总兵力最少不过是黑田军的一半不到,最多也只是与黑田军持平或多八百九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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