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么一说，把所有人都激动坏了，纷纷七嘴八舌出主意。有的说不行咱们就单gān，只调这三千pào手过来，与朝鲜军配合，辽东军就免了；有的提议听说南兵喜欢喝酒，应该拨出一批粮食酿酒，放在沿途驿站招待天兵。（《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日）
这些南兵追星族们被煽动得热qíng高涨，当初与huáng应阳关系最好的李幼澄按捺不住了，特意也跑过去看了一圈。他回来大肆渲染，说南军太神奇了，个个都扛着鸟铳，装备比日本先进，jīng神面貌比辽东兵、蓟州兵都好。他还特意讲了个故事，说南军渡江根本不用船，直接扛着武器和行李游过去，能搞武装泅渡。（《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日）
“好神奇啊！”朝鲜君臣异口同声地感慨道。
期待归期待，若是人家不过来帮忙，一切都是扯淡。让朝鲜追星族们郁闷的是，包括三千南兵pào手在内的第二波部队，走到鸭绿江畔就不动了。
洪秀彦来催促进兵，杨绍勋推托说你们那边粮糙不济，大军过去也是挨饿；洪秀彦说我们粮糙备足了，杨绍勋推脱说明军停留在辽东境内，饭我们自己管，给你们减少点负担；洪秀彦说可以先派一小部分南兵入朝，杨绍勋说现在是雨季不好走，等秋天再说吧；最后洪秀彦没招了，哭着说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杨绍勋宽慰说鸭绿江很窄，万一有军qíng，一天就能渡江赴援。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明军就是不挪地方。
朝鲜人脑筋直，一波波的使者去找杨绍勋，找不着杨绍勋就找佟养正，搞得两个人烦不胜烦。最后杨绍勋被bī急了，吼了一声：我们打算出兵十万，大军齐聚就可以开战了！
这下朝鲜使者被吓着了。十万人啊，朝鲜怎么着都供养不起，当下什么话也没说，直接回去了。
杨绍勋大喜，心说朝鲜人这下肯定缩回去了，可以安稳了。没想到才安静了两天，朝鲜人又过来了，小声问：“你们轮流入境作战行不？”（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五日）
杨绍勋大喊一声，倒地不起。
其实呢，只要朝鲜君臣心思能细致点，就能从明军抵达时间里磋磨出隐藏的味道。
祖承训兵败平壤城是在七月十七日，朝鲜人正式提出请大明南兵是在七月二十七日。洪秀彦去找杨绍勋求援是七月三十日，这个时候杨绍勋居然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援军兵力部署计划，甚至连朝鲜人要求的南兵都准备好了。
三天时间，要完成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并付诸执行，而且涉及到的部队还隶属于各地不同的防区，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实上，这些部队早在六月二十日便已经在蓟州集结完毕，也就是在祖承训入朝后不久，他们已经从蓟州防区开拔，朝着鸭绿江开来。
难道石星是个未卜先知的活神仙，事先料定祖承训必败，这才伏有后手？
显然不是。仔细研究这两波援军的先后抵达时间，相当有节奏感。祖承训六月十五日渡江，进抵平壤又败退回来；他前脚刚返回辽东，后脚明军第二波援军张奇功、骆尚志部就到了鸭绿江，时间大约是七月三十日。
这说明决策者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各种qíng况——祖承训进入朝鲜后，按最糟糕的局势估计，最快也要一个半月时间才能败退回辽东。因此第二波援军的出发日期，就是踩着这个时间点来算，两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这样一来，即使祖承训败退，后军也可以及时进驻到鸭绿江畔，摆出随时入朝的态势，保护王室安全。
这么周密的计划，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cháo。第二波援军的兵力来自辽东、宣大两个军区，只有北京兵部才有资格作出这种部署。而石星自己绝没有这种魄力，他的上司赵志皋也没有，唯一可以这么gān、敢这么gān的，只有万历皇帝本人。这说明万历早就处心积虑，要在朝鲜的土地上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可是，既然已经决心开战，为何明军要停在鸭绿江畔不肯前进呢？
有两个原因让大明暂时不能全力出手。
第一个原因，还是宁夏之乱。
现在正是平乱的关键时刻，宁夏城围攻战打的如火如荼。万历一朝jīng通兵略的名臣名将，几乎都聚集在城下：叶梦熊、梅国桢、还有著名的“东李西麻”李如松、麻贵等等。在他们的身后，是来自半个中国的数万大军。在更远的地方，整个西北都被动员起来，几十万民夫如流水一般地行进着，无数粮饷从各地汇聚至宁夏。
当时大明除了宁夏有事，其他地方也不太平，播州杨应龙爆发变乱的苗头也逐渐显现。大明的财政状况并不算好，人力资源也不算丰富，很难同时支撑两场战争。必须要把宁夏彻底平定，才能腾出手来料理那头东方来的饿láng。
第二个原因，是朝廷百官。
对于大明援助朝鲜这件事本身，拥有大义名分，没人反对；但究竟该不该大张旗鼓地正式出兵，这事在朝堂上一直存有争论。
主张出兵援朝的一派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在朝鲜打倭寇总好过在自己国土上打倭寇。其中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说的最清楚：“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这是所有朝臣里对朝鲜战略地位最清晰、最全面的论述。
但反对派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兵科给事中许弘纲就对出兵这事表示反对，认为大明应该“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庚申）只要把战争控制在国境线附近就够了，没必要管朝鲜的事。
有趣的是，彭好古与许弘纲一个是御史，一个是给事中，级别都不高，都属于嘴巴大，权力小的言官。反观朝廷的诸位大员，却保持着奇特的沉默。兵部石星的立场算是旗帜鲜明，其他几位尚书：户部杨俊民、刑部孙丕扬、工部曾同亨、礼部李长chūn、吏部孙鑨几个人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至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两个人，更是未置一词。
因此在同一时间，他们正忙着作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比起朝鲜危机来说，更为至关重要——争国本。
当时万历皇帝有两个儿子：老大朱常洛、老二朱常洵。按照规矩，长子立嗣，可万历宠爱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要把朱常洵扶上位，便一直不肯给予朱常洛名分。大臣们坚决反对，纷纷上书请求尽快确立太子之位，万历却抵死不从。
于是百官与皇帝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万历十四年一直打到了万历二十年。问题是就在万历二十年的八月，这场斗争刚刚有了一丝转机。在大学士张位的领导下，百官对皇帝发起了疾风怒涛般地攻击，死活要万历给出一个说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大臣们都不希望节外生枝，给万历模糊话题的机会。对于朝鲜出兵这件事，他们反对也罢，赞同也罢，都绝不能开口，一开口，以万历的聪明劲儿，肯定会顺着话题接下去：“战事紧呐，咱们商量商量这个先，太子这事回头再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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