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某个午后,我和他在放学途中(正确的说法是逃课途中),到弹子房打了四周弹子。我赢了最初一周,后面三局他赢了,按规矩我付了撞球钱。当夜他死在车库里。日产三六O跑车的排气孔,接上橡皮管塞进车内,车窗间隙用胶布牢牢贴紧,然后打开引擎。我不知道直到他死亡,会花上多少时间。反正等到去亲戚家探病的双亲返家时,他已死了。车上收音机开着,雨刷上还夹着加油站的收据。没有遗书,也想不出自杀动机。由于我是最后看到他的人,我被警察叫去做笔录。「他没有特别奇怪的举止,和平常完全一样。」我说。大抵准备自杀的人,不会连续打胜三局弹子吧,警察因此对他和我都没有好印象。他们也不认为逃课去打弹子的高中生落得自杀下场是很稀奇的事。报纸登了一小段记载,不久,事件了结。红色日产三六O跑车被卖掉了。有一阵子,教室里他的座位上,经常摆着一束白花。
高中毕业来到东京,我想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太多。绿绒面弹子台、日产N三六O红色跑车、教室座椅上的白花,全都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火葬场高耸烟囱冒出的烟雾、派出所笔录室里的巨大文镇,全都摒弃脑后。最初我忘得很好,忘得很gān净。然而,我的内心却有一种残留,随着时光流逝,这空气般的残留隐然成形,成为一种具体而单纯的东西。如果我把它换成言语,是像这样的话:
死并不是生的相反,而是其中一部分。
换成言语后,竟成为一种可厌、平凡、老套的说法。但我那时并无法以语言表达,而只是感到死亡像空气般存在体内,存在那块文镇里。存在弹子台上那并排的四粒弹珠里。我把这种叫做死亡的东西,像灰尘般吸入肺里存活着。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死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也就是「死亡确实会在某种时候逮住我,但反过来说,在死之前的日子,我可也未曾被死逮过。」这是逻辑上的推理 — 生在此侧,死在彼端。
自从友人死去那晚,我已无法再同意,死只是单纯在该死之时而来。死并非生的相反,死早已存在于我体内,成为无法从脑海消去的一部分。在某个五月的夜里,把我的十七岁友人远去的死神也在同一夜找上了我。
我现在很清楚了。在弄清楚的同时,我曾苦思过,而苦思是很困难的作业,至少对当时十八岁的我而言,经由苦思找出可以妥协的观点,是十分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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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以来我每月一次或两次和她约会。大概可以称约会吧,想不出更好的说法。
她上东京郊外一所小而整洁、名声良好的女子大学。她的住处离学校走路不超过十分钟,沿着路边有清凉的水沟。她好像没jiāo什么朋友,除了断断续续的话语以外,很少开口。因为她没有特别说什么,我也几乎没话讲。见面时,我们只是随便走走。但也并非没有一点进展。暑假过完时,她已十分自然地靠着我走路。我们并肩走着,上坡、下坡、过桥、过马路。我们不停地走,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也没有特别要做的事。走了一阵子,进入吃茶店喝咖啡,喝完咖啡后再继续走。宛如一张一张幻灯片,一个又一个季节过去了。秋季来到,宿舍中庭的山毛榉枯叶铺盖了一地,穿上毛线衣可以闻到新季节的气息,我买了一双新鞋。秋季终了,冷风chuī起的时候,她的身体已习惯靠着我的手腕。隔着厚厚的外套,我可以感觉她的气息。但也只有如此,我双手老cha进外套口袋,一成不变地走着。我们的鞋底听不到脚步声,只有踩在悬铃木的枯叶时,才发出gān燥的声响。她要的,并非抓着我的手腕,而是谁的手腕。她要的,并非我身上的温热,而是谁身上的温热,至少我是这么想。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透明,一种无处可去的透明感。她时时没来由地凝视着我。这时,我感到一层悲哀。每当她打电话来,或周日一早我出门约会时,常被宿舍同伴嘲弄,同伴都当我在谈恋爱。我没想说明,也没说明的理由,闲言任它去。我每次约会回来,一定有人提,到底上chuáng了没啦。嗯,嗯,我一直这么响应。
我如此度过我的十八岁。太阳上升、夕阳落下、国旗上升、国旗落下。在周口里,我和亡友的爱人约会。到底自己在做什么,此后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我研读戏剧课程里的克罗德、拉赛尔、艾杰修汀,他们都在书里。也另存在于书里。我几乎没有朋友,宿舍里认识的也只是几个。我一直在研读,大家都以为我想成为小说家,而我一点都没有想当小说家的意思,我什么都不想。好几次,我和她谈到这种心qíng,她似乎懂得我想要表达的。但我并不很会讲,如前所述,我经常在思索正确字眼,而正确的字眼却停留于完全无法触及的闇黑里。每到周末夜,我便坐在宿舍大厅等她的电话。有时她三个礼拜没来电话,有时连续两周来电。而我总是在周末夜,固定坐在大厅椅子上等待她的电话。周末夜学生多半去玩了,大厅几乎空无一人。我总是坐在沉默的空间里,凝视着空气中漂浮的光粒子,挣扎着想看清自己。每个人都在追逐人或者物体,我却不知道未来如何,我伸出手去,只摸到一片茫然的空气之墙。
那个冬季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行打工。圣诞节我送她喜欢的亨利。曼西尼《dear heart》唱片当礼物。我以圣诞专用的圣诞树图案包装纸和粉红色丝带包好礼物。她为我打了一双毛线手套,指头稍短了点,不过还暖和。她圣诞节没有返家,新年期间,我到她住处吃饭。那年冬天发生了许多事qíng。一月底,室友发高烧四十度,昏睡了两天,我和她的约会因此泡汤。他一副快死的模样,我可不能放着不管。除了我,好像也没有其它人照顾他。我买冰块,放进塑料袋里做冰枕,用冰毛巾为他擦汗,每隔一小时测一次体温。他发烧一整天,第二天一早,却完全没事般地霍然起chuáng,体温下降到三十六点二度。
「奇怪,」他说:「我这辈子从没有发过烧。」
「你还是发烧了。」我说着,拿出我那两张没有去的音乐会招待券给他瞧。
「还好,只是招待券。」他说。
二月,下了几次雪。
二月底,我为一点小事和宿舍高年生吵架。对方的头撞到水泥墙,还好没造成很大伤口。我被叫到舍监室听训,因此之故,住宿舍的感觉越来越坏。
我十九岁,升大二。当了几科,成绩几乎是C或D,只有很少的B。她则全科通过,顺利升上二年级。季节又循环了一回。六月,她二十岁了。她完全无法理解,自己已二十岁。对我,对她,我们的年纪总在十八和十九岁之间。十八再来是十九,十九再来是十八 — 这才是可理解的。然而她实已二十,接下来的冬天,我也二十岁了。只有死去的那人才永远十七岁。
她生日那天下了雨。我在新宿买蛋糕,搭电车到她住处。电车很挤又晃得厉害,我来到她的住处时,蛋糕已像罗马遗迹般崩溃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cha了二十根蜡烛、点了火柴、拉窗帘、关电灯,毕竟还有点生日气氛。她开一瓶葡萄酒,吃了蛋糕,我们简单用餐。「二十岁了,有点好笑。」她说。餐毕,我们收拾餐具,坐在chuáng上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速度,她可以喝两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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