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年轻的女读者jiāo谈时,她们偶尔会问我:“村上先生,您(明明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怎么那么了解年轻女xing的内心呢?”(当然,大概也有很多人不这么看,我姑且把它作为一则读者意见公之于众,对不起。)说真心话,我从不认为自己懂得年轻女xing的内心,听人这么一说,可吓了一跳。这种时候,我总是回答:“大概是我在写故事的时候,一门心思想变成那个出场人物,所以自然慢慢理解了那个人在感受和思考些什么,又是如何感受和思考的。这当然是指小说式的。”
就是说,在小说这样的设定中cao纵角色、让角色动起来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是有所理解的,然而与“了解现实中的年轻女xing”还是有所不同。一旦涉及活生生的人,该说十分遗憾吧,我也难以透彻地理解她们。但如果现实中的年轻女xing(至少是一部分)能享受我(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叔)写的小说,一边与其中出现的人物共鸣一边阅读,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比高兴的事。说实在的,这样的事能发生,我觉得几乎是奇迹。
当然,这世上可以既有面向男读者的书,也有面向女读者的书。这种东西也是必要的。不过,我写的书如果能不分男女、一视同仁地鼓动读者的心该有多好。倘若恋人、男女群体,或者夫妇、亲子之间能围绕我的书热心谈论的话,那真是最令人喜悦的事qíng。因为我常常在想,小说这东西,故事这东西,能抚慰男女之间、世代之间的对立,以及其他种种陈规旧俗的对立,起到缓和其锋芒的作用。不用说,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功能。我一直在偷偷地祈祷,希望自己写的小说在世界上担当起这种积极正面的角色,哪怕是一丁点儿也好。
用一句话来表达(因为太过直白,说出口来让人害羞),我由衷地感到,自我出道以来,就一贯得天独厚,得到读者的关照。又要旧话重提了:在评论方面,我长年以来被置于十分严苛的境地。就连为我出书的出版社里,比起支持我写的东西的编辑,持批判立场的编辑似乎也更多。又是这样啦,又是那样啦,经常听到严厉的话,受到冷遇。甚至让我有顶着迎面而来的逆风(尽管时qiáng时弱,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孤身一人默默工作的感觉。
尽管如此,我还能不气馁不消沉(虽然偶尔有些吃力),大概是因为我的书始终有读者紧紧相随的缘故。而且那还是(自己说出来可能有点那个)品质相当高的读者。比如说不是读完后说一声“啊,太好玩啦”,便随手将书撂到一边了事,而是认真思考“这本书为什么有趣”,以这样的读者居多。其中一部分人(为数绝不算少)还会把同一本书重新再读一遍。有的人甚至在长达几十年间读上一遍又一遍。还有人把书借给气味相投的朋友,相互jiāo流意见和感想,力图用种种方法立体地理解故事,或者确认那共鸣的存在。我从许多读者口中听到过这样的话,每次都不禁生出深深的感谢之qíng。因为这样的qíng形对于作者来说,正是理想的读者形式——我自己年轻时就是这样读书的。
而且我颇为自豪的,是这三十五年间每出一本书,读者人数就会稳步增加。当然《挪威的森林》曾经压倒xing地畅销一时,但除了这种人数上时有波动的“浮动层”读者,期盼着我的新书面世、一上市便买回去读的“基础层”读者,看来也在不断扎扎实实地累加。从数字上看是这样,从实际感受上也能清晰地发现这一点。这种倾向不单出现在日本,还确凿无疑地扩展到了国外。有趣的是,无论是日本还是海外的读者,现在他们的读法似乎大致是相同的。
换言之,我与读者之间维系着一条粗而直的管道,通过它直接jiāo流信息。也许可以说是我耗费时日,构筑起了这样一个体系。这是一个不(怎么)需要媒体和文艺界这类“中介者”的体系,最需要的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自然形成的“信赖感”。如果没有让多数读者觉得“村上出的书,不妨买回去看看,总不至于吃亏啰”的信赖关系,就算有多粗的直通管道维系着,这种体系的运转只怕也难以为继。
从前我与作家约翰·欧文私下见面时,他提到与读者的关系,对我说过一段有趣的话:“我说啊,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 hit the main line,尽管这句话不太好听。”所谓hit the main line是美国俚语,意思是往静脉里注she毒品,总之就是让对方上瘾,建立起一种想切割也切割不断的关系,让对方迫不及待地盼望下一次注she。这个比喻非常通俗易懂,然而意象却相当地反社会,因此我使用“直通管道”这个更稳妥的说法,不过嘛,想表达的内容却大体相同。作者与读者之间直接进行私人jiāo易——“大哥,你看怎么样?有好东西哦。”——这种实实在在的亲密感将变成不可或缺的东西。
常常收到来自读者的有趣的信,类似这种内容:“读了村上先生您的新书,感到好失望。非常遗憾,我不太喜欢这本书。不过下一本书我一定会买的。请您加油!”老实说,我很喜欢这样的读者,觉得十分难得。因为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一种“信赖的感觉”。我想,为了这些人,必须扎扎实实地写好下一本书,并发自内心地希望这本书能得到他或她的欢心。只不过“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所以实际会怎样,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第十一章 走出国门,新的疆域
我的作品被正式介绍到美国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近尾声的时候,由“讲谈社国际”(KI)翻译出版了英文版《寻羊冒险记》的jīng装本,被《纽约客》杂志选登了几篇短篇小说,这便是开端。当时,讲谈社在曼哈顿的中心地段拥有一处事务所,录用当地的编辑,十分积极地开展活动,意在正式开拓美国的出版事业。这家公司后来成了“讲谈社美国”(KA)。具体qíng况我不太了解,不过我猜测是讲谈社的子公司,属于当地法人。
一位叫埃尔默·卢克的华裔成为主力编辑,此外还有几位能gān的当地员工,他们都是公关和营销方面的行家里手。社长是一位姓白井的先生,不太说日式的啰唆话,是那种放手让美国员工自由行动的人,因此公司气氛也相当自由奔放。美国员工非常热心地支持我的作品出版。我也在稍后搬到新泽西去住了,有事去纽约时,就顺便到位于百老汇的KA事务所去看看,跟他们亲昵地谈天说地。那氛围不太像日本的公司,倒更接近美国公司。全体员工都是地道的纽约人,一看就知道既活泼又能gān,一起共事非常有趣。那时候的种种往事,对我来说是愉快的回忆。而我也刚刚步入四十岁,经历过种种趣谈逸事。至今还和他们当中的几位有亲密的jiāoqíng。
也是托了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新鲜译文的福,《寻羊冒险记》评价之高超出了预期,《纽约时报》也大加报道,约翰·厄普代克还善意地为我在《纽约客》上写了长篇评论,不过我记得在营销上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讲谈社国际”这家出版社在美国算是新手,我自己也还寂寂无名,这样的书,书店是不会摆在好位置的。如果像现在这样有电子书和网购的话,说不定qíng况会好些,可那种东西的登场还遥遥无期。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时的话题,却未能乘势而上与销售挂钩。这本《寻羊冒险记》后来由兰登书屋旗下的Vintage子公司推出了平装本,这一版倒是稳扎稳打,成了长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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