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试试就明白，翻译这东西真是费神又棘手的工作。然而这不应该只是单方面费神的工作，必须有互惠互利的部分。对打算进军国外的作家来说，译者将成为最重要的伙伴。找到与自己气味相投的译者非常重要。哪怕是能力超群的译者，如果与文本或作者的xing格不合，或是不适应那固有的韵味，也无法产生好结果，只会令彼此的jīng神负担越积越重。首先，如果没有对文本的热爱，翻译无非是一项烦人的“工作”罢了。
还有一点，其实可能用不着我来夸夸其谈，在外国，尤其在欧美，个人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论什么事，随意jiāo托给某人，说上一句“那好，接下来就拜托您啦”，这样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在每个阶段都必须自己担起责任、勇下决断。这么做既耗时费力，还需要某种程度的语言能力。当然，基本事务会有代理帮忙处理，但他们也工作繁忙，老实说对还默默无名、没什么利益可言的作家也不可能照顾周到。所以，自己的事qíng在某种程度上还得由自己来照应。我也是，在日本还马马虎虎算得上小有名声，可在外国市场上刚起步时当然是个无名小卒。业内人士和部分读书人另当别论，普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连音都读不准，管我叫“chūn上”。不过，这件事反而激发了我的热qíng，心里念叨：在这个尚未开拓的市场，从一张白纸开始究竟能做出多少事qíng来呢？反正先全力以赴再说。
刚才也提到过，留在景气沸腾的日本，作为写了《挪威的森林》的畅销书作家（自己来说有点那个），种种约稿接踵而至，要赚个钵满盆满也并非难事。然而我却想摆脱这样的环境，作为一介（几乎是）寂寂无名的作家、一个新人，看一下自己在日本以外的市场究竟能走多远。这对我来说成了个人的命题和目标。事到如今细细想来，将那样的目标当作旗号高高举起，于我而言其实是一件好事。要永远保持挑战新疆域的热qíng，因为这对从事创作的人至关重要。安居于一个位置、一个场所（比喻意义上的场所），创作激qíng的新鲜程度就会衰减，终至消失。也许我碰巧是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时间，把美好的目标和健全的野心掌握在了手中。
xing格使然，我不善于装模作样地抛头露面，不过在国外也多多少少会接受采访，得了什么奖时也会出席颁奖礼，进行致词。朗读会也好，演讲之类也好，某种程度上也会接受。次数虽然不算多（我作为“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作家”好像名声在外，在海外也一样），也是尽了一己之力，尽量拓宽自身的格局，努力转过脸面对外界。虽然并没有多少会话能力，却留心尽量不通过翻译，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意见。不过在日本，除非特别的场合，我一般不这么做，因此时不时会受到责难：“光在国外卖乖讨好！”“双重标准！”
这倒不是辩解：我在海外努力公开露面，是因为有一种自觉，觉得必须时不时地站出来，尽一尽“日本作家的职责”。前面说过，泡沫经济时代我在海外生活，那时屡屡因为日本人“没有脸面”而感到失落、不是滋味。这种经历接二连三反反复复，我自然就会想，无论是为了在海外生活的众多日本人，还是为了自己，都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哪怕一丝一毫也好。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国的人（反倒觉得世界主义的倾向更为qiáng烈），不过一旦长住国外，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个“日本作家”。周围的人会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我，连我也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自己，而且不知不觉还会生出“同胞意识”。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因为我分明是打算从日本这片土壤、这个僵固的框架中逃脱出来，作为所谓的“自我流放者”来到外国的，结果又不得不回归与原来那片土壤的关系。
如果被误解，可就尴尬了。我的意思并非指回归土壤本身，说到底是指回归与那片土壤的“关系”。其间有巨大的差异。时常看到有些人从国外回到日本后，该说是一种反弹吗，变得莫名地爱国（有时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可我并非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对于自己身为日本作家的意义，以及这个身份的归属，变得更加深入地去思考了。
到目前为止，我的作品被译成了五十多种语言，我自负地以为这是非常大的成就，因为这直截了当地意味着我的作品在各种文化的种种坐标系中得到了肯定。作为作家，我对此感到高兴，也感到自豪，但并不认为“所以我坚持至今的事qíng就是正确的”，也不打算把这种话说出口来。那归那，这归这。我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作家，还有（几乎是）无限的发展余地，或者说发展的可能。
那么，你认为哪里才有这种余地呢？
我认为这余地就在自己身上。首先，我在日本构筑起了作家的立足点，然后把目光转向海外，扩大了读者层面。今后我大概会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在那里展开更深更远的探索。那里对我来说将成为新的未知的大地，恐怕也将是最后的疆域。
能否顺利地开拓这片疆域？我心里也没底。然而又要重复前言了：能把某个目标当作旗号高高地举起，总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qíng。不问年龄几何，不问身处何地。
第十二章 有故事的地方·怀念河合隼雄先生
我很少称呼别人“某某先生”，唯独对河合隼雄，每次都不知不觉就管他叫“河合先生”，很少喊他“河合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到了现在，仍旧会自然地称呼“河合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河合先生把“河合隼雄”这个活生生的人，与“河合先生”这个具有社会使命的人物巧妙地分离开来，区别使用。我与河合先生曾经多次见面，亲切地聊过天，可对我来说，河合隼雄始终如一，就是“河合先生”，这种姿态从未改变过。兴许他一旦回到家里，三下两下便将社会使命脱下来扔掉，仍旧变成那个名叫河合隼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大叔。
只是我感觉，我与河合先生见面时，不管私底下关系何等亲密，彼此却从未脱去“小说家”和“心理治疗师”的戏装。这倒不是生分见外，恐怕只是彼此的处境使然，不得不完成各自的社会使命。在某种意义上，其中始终有种类似职业xing的紧张感。不过那说起来倒是一种神清气慡的紧张，是内容充实的紧张。
所以，我打算仍旧维持那种心旷神怡的紧张感，继续称河合隼雄为“河合先生”。虽然我对随处可见的大叔河合桑也颇感兴趣，不过姑且这样吧。
我第一次见到河合先生，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客座研究员，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到他来的前一个学期，两人恰好失之jiāo臂。我那时已前往波士顿近郊的塔夫茨大学，在那里教日本文学课。
因为在普林斯顿待过两年半，结jiāo了许多好朋友，所以时不时开车去普林斯顿，就是在那里有了与河合先生相遇的机会。只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物，我那时还不太了解。以前我几乎对心理疗法、jīng神分析这类东西毫无兴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没读过。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丝，好像在热心地读先生写的书，但我们夫妻两人的书橱泾渭分明地一分为二，就仿佛从前的东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读河合先生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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