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她极力游说我：“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但这个人你应该去见一见，肯定会有好事的。”于是我也觉得“既然如此的话”，便决定去拜访他。
她之所以说“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我猜大概是觉得小说家和创作者这类人尽量不去读分析类的书为好。我也基本赞成这个意见，因此（这话不宜外传）几乎没有读过河合先生的书，只读过先生写的一部荣格评传。顺便一提，卡尔·荣格的著作，我连一部都没有好好读过呢。
我想，小说家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向公众提供尽可能优秀的文本。文本这东西是一个“总体”，用英语来说就是whole。它好比是黑匣子，其职责说到底就是作为整个文本发挥作用。而文本的职责，便在于让每一位读者来咀嚼。读者有权随心所yù地处理它、咀嚼它。如果它在传递到读者手中前就被作者处理过、咀嚼过，那么文本的意义与有效xing将大大受损。大概正因如此，我才有意始终远离荣格、远离河合先生的著作。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发现感觉上有“距离过近”之处，才疏而远之。对小说家来说，没有比自己分析自己更不合时宜的事了。
总而言之，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见到了河合先生。两人jiāo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初次见面的印象是“好一个寡言而yīn沉的人”。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眼睛。该说是两眼发直吧，总觉得有些黯然无神、深不见底。这个说法也许不好，但我感到那绝非寻常人的眼睛。似乎颇为凝重，是隐含深意的眼睛。
我是一个小说家，观察人是我的工作。仔细观察，姑且做一番粗加工，但不作判断，一直留到必须要判断的时候再说。所以这次也一样，我没有对河合先生这个人作任何判断，仅仅将那双眼睛的奇妙模样作为一条信息留存在记忆里。
而且那一次，河合先生几乎没有主动开口，只是静静听我一个人说，也会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似乎在眼眸深处思索着什么。我也不是个话多的人，因此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仿佛被沉默占去了更多的时间，他对此也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总之那是一次稍稍有些怪异的面谈，或者说会面。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尤其记得清清楚楚的是那奇异的眼光，真是难以忘怀。
不过到了第二天，再次见面时，一切都改变了。河合先生突然变得很快活，眉飞色舞，连珠pào似的说着笑话，表qíng也陡然变得明朗起来。那双眼睛宛如孩子的眼睛般明亮，清澈见底。几乎令人目瞪口呆：仅仅一夜，一个人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吗？于是我恍然大悟：“是啦，昨天这个人是有意把自己置于被动状态。”大约是抹杀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接近于无，试图将对方的“存在状态”自然地——比如说作为文本——原封不动吸噬进去。
明白这一点，是因为我也时不时做这样的事qíng。尽力屏息凝神，将对方的模样原原本本地接受下来，尤其在做采访时更是如此。这种时候集中心力聆听对方发言，抹杀自己心中意识流般的东西。做不到这样的切换，就不可能一丝不苟地听别人讲话。我在几年后撰写《地下》这本关于地铁沙林事件的书时，就持续了整整一年这样的工作，那时肃然想到：“咦，这岂不是与河合先生当年所做的一样吗？”在这层意义上，河合先生的工作与我们所做的工作说不定有些相似的地方。
于是再次见面时，河合先生积极回应我的话，对我的提问也有问必答，jiāo谈十分有趣。我想，可能是河合先生将模式由“接受”切换成了“jiāo流”。从那以后，我们就平平常常地见面闲聊，海阔天空无话不谈。这大概说明我基本达到了河合先生的“基准”（好像有点恬不知耻）。我自以为是地这样理解。自此以后，河合先生会时不时地联系我：“怎么样，一起吃个饭？”于是我便接受邀约，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地相谈甚欢。每次jiāo谈总是和和气气、十分愉快，当然，我从中获益匪浅。至于都说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几乎记不起来了。要是留下些记录就好了，可那都是把酒言欢，左耳进右耳出、边说边忘，没办法啊。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都是先生总不离口的那几个令人无语的俏皮段子，比如像这样的东西：
我担任“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座谈会主席的时候，还是小渊总理的时代，前去出席过一次所谓的内阁会议。那一次，大概是有什么事吧，小渊先生迟到了。其他内阁成员都到齐了，正在房间里等着呢。“对不起，我迟到了，抱歉抱歉。”只见他一面口中客气地道着歉，一面走进来。哎呀，做总理大臣的可真是伟人哪！我打心底佩服。他是用英语道着歉走进来的，嘴里念念有词：I’m sorry, I’m sorry。[日语中，“总理”一词与英语单词“sorry”发音相似。 ]
说起来有点那个，不过就类似这样，河合先生的俏皮段子还真是挺无聊的。就是所谓“贬义上的大叔笑话”。但我觉得，那原本就是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的东西，不然就没有了意义。我想那对于河合先生来说，恐怕就像“除魔”的行为。河合先生作为临chuáng专家面对咨询者，很多qíng况下，得随着咨询者一起下降到灵魂黑暗的深处。这往往是伴随着危险的工作，弄不好就会迷失归途，一去不返，说不定从此便沉沦在深深的黑暗中。日复一日，他坚持着这种费力的本职工作。为了摆脱这种地方像线头一般紧紧缠上来的负面气息、恶的气息，就不得不满口说些无聊又没有意义的俏皮段子。每当我听到先生那些松散的段子，心中就会生出这样的感触。或许我过于与人为善了。
顺带一提，在我而言，“除魔”的方法就是跑步。算起来也坚持跑了大约三十年了，我觉得自己是通过每天出门跑步，把因为写小说而纠缠上来的“负面气息”摆脱gān净的。我心下暗想：比起松散的俏皮段子，跑步起码还不至于让周围的人感到无力，岂不是为害较少吗？
刚才说过，我们虽然见面jiāo谈，但说了些什么几乎都没记住。说实话，我现在觉得那可能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因为最重要的与其说是谈话的内容，不如说是我们在那里共同分享了某些东西，是这种“物理xing的真实感”。我们分享了什么？以一句话来说，我想应该是故事这个概念。故事就是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也是理应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正因为它存在于灵魂的最深处，才能在根本上将人与人串联起来。我通过写小说，会日常xing地下到那个地方去。河合先生则是作为临chuáng专家面对咨询者，日常xing地前往那里，或者说不得不去。我有一种感觉，河合先生和我可能是“临chuángxing地”相互理解。尽管没有特意说出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就像凭借气味了然于心一般。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一个人想入非非。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一定有过某种与之相近的共鸣。
能让我产生共鸣的对象，至那时为止除了河合先生，一个人也没有，说实话，现在仍旧是一个人也没有。近年来，“故事”一词常常被人说起，然而当年我说出“故事”这个词的时候，能将它毫厘不差地以正确的形态——我认定的形态——实实在在地予以综合理解的人，除了河合先生便再无他人了。而至关重要的事就在于，传出去的球是否被对方用双手牢牢地接住、能否毫无遗漏地得到理解，无须说明、无须理论，会清晰明确地反馈回来。这样一种感受，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乐事，它会成为至高的鼓励，让我切实地感到自己做的事qíng绝对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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