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_易中天【完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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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当真想读书者计,窃以为还是自己去买为好。因为你大有选择余地,而无心理负担。起码也是省事得多逛书店时,随便翻翻,碰到一本中意可心的,也甭管那作者是张三是李四,立马掏钱买下,回去就读,岂不快哉?至少,也是“先睹为快吧!

  向作者索书,就麻烦多了。第一,你得先找到他。如果天各一方,那就“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不知何时才能谋得一面。即便同在一地,也要碰得到。

  如果十天半个月碰不上,岂不耽误事儿?当然也可以打电话。但打电话显然不如面谈。依照中国人的“面子逻辑”,当面说和打电话,分量是不一样的。打电话,看不见对方的表qíng。他在电话那头嘴上唯唯,说不定放上电话就做鬼脸,哪里靠得住?就算你面子大,也不见得马上就能拿到书。因为还得他能碰到你。即便有见面的机会,他也不一定记得住。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则还要到邮局去寄。这很麻烦,也不是马上就会办的事。一忙,没准就忘了、你左等右等书不来,是催呢,还是不催呢?催,不好意思;不催,就得傻等下去,而且很可能永无期日。等到你发现再也等不来了,说不定书店里也没得卖了,那可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反过来,自己买,就好处多多。

  首先是不欠人qíng。天下没有白吃的饭。书也一样,没有白送的。如果同是文人,少不得也要回赠一本,此之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倘无著作司以回赠,就必须想别的办法,比如请吃饭或者送礼品、我就遇到过这种qíng况:为了得到我的赠书,竟有带厚礼前来拜访的。想想真是何必!直接到书店去买,岂不便当得多?

  现在倒好,又要预约,又要登门,又要请客,又要送礼,花钱多不说,还挺费心思,因为还得琢磨送什么礼好。结果,也往往未必能如人意,多半是便宜了卖礼品的。如果是为了激活流通领域,拉动国内需求,倒也好说。可惜这又并非初衷。

  说起来,许多人这样做,无非是想得到作者的签名。其实,买了书来签,岂不更好?不但不会欠下人qíng,还能落下人qíng。你买人家的书,是对人家的尊重,也是对他的关心和爱护。因为你用你的劳动所得肯定了他的劳动。而你如果不是真心喜欢他的著作,那就决不会心甘qíng愿地掏自己的血汗钱。这就说明你不但尊重他,而且肯定他。这是多重的qíng分。再说了,你到书店去买书,就等于告诉书店这本书很好,这就等于帮作者做了宣传。买的人越多,书店进货添货的积极xing就越高,他的书也就越好卖。这又等于帮作者促销。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了,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著作在市场上能有一个好的表现。所以,作家们都希望读者到书店去买他的书,而不是由他买了来送人。

  事实上,没有一个作家不喜欢别人买他的书。但凡有人对我说他买了我的书,我都一律拱手道谢。如果要我签名,我立马就掏笔,比答应赠书慡快得多。如果谈得投机,说不定还会请他吃饭。其结果,自然是双方都很愉快。自己买书,是不是很好?

  做,还是不做

  2000年第二期《东方文化》上,有尤小立先生的一篇文章,谈到所谓“说得多,做得少”,恰恰正是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基本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应当应分的。从理论上讲,这也没什么大错。如果把人类的工作简单地分成“说”

  和“做”两种,那么,士农工商之中,当然农工商主要是做,而士(知识分了)则主要是说。

  如此,则知识分子的说,爱说,以及说得多做得少,也就未可厚非了。

  问题是,人类的工作,是不是只有说和做两种呢?好像不是。比方说,还有“想”。而“想”(思考),才真是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事qíng。诚如尤小立先生所言,知识分子的任务或曰使命,是“关注社会整体价值”。所谓“关注”,当然不是“看热闹”,而是“想问题”。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该“以思想取胜”。可惜的是,号称“知识分子”的有些人,包括各大专院校研究机关的专家学者教授流,实在是“说得多,想得少”,甚至根本就不去“想”。结果说来说去,都是别人的话,自己的话没两句。自己不想,却喋喋不休地在那里只管说,这种勾当究竟有多少意义,我私下里很是有些怀疑。因此我以为,在肯定知识分子可以“说得多,做得少”的同时,也还要问一问:他们都说些什么?是不是自己要说的话?如果不过人云亦云,就得认定他并没有尽职尽责,枉担了“知识分子”的名分。或者如王朔所言,只能管他叫“知道分子”。

  就算所说皆所思吧,是不是就可以“说多做少”甚至“只说不做”,也还值得商量。当然,尤先生没说可以“只说不做”,他主张的是“说多做少”。但我们要知道中国人的习惯是喜欢层层加码的。比如皇上规定的税银指标是人丁一两,到了县太爷那里,就会多出五钱来。同样,“说多做少”的准则到了具体的人那里,也没准就变成了“只说不做”。事实上也如此。别的不说,就说中国的理论家吧,有几个人自已也写写诗,写写散文,写写小说,写写剧本,或者多少创作一点其他门类的艺术品呢?只怕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文艺理论家如此,其他什么家大约也如此。你要是批评他,他就会说,我们知识分子的工作,主要就是“想”和“说”,我也只不过做得少一点而已。实际上他所谓“少,一点”,其实就是“少到一点都没有”的意思。然而有些事qíng是“一点”都不能少的。比如“民主”二字要是少了“点”,岂不就成了“民王”?所以,要肯定“说多做少”,就得先肯定“只说不做”:。那么,只想只说,只写,一点也不做,究竟行不行?这就要看qíng况,要看你说什么,说了gān什么,说了给谁听。我认为有些人是可以“只说不做”的。比如研究歌德巴赫猜想以及诸如此类问题的就是。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自说自话,没什么人听。因此是“只说不做”还是“又说又做”,都无所谓。况且要求他们“又说又做”也不现实。比如研究古文字的,你要他怎么做?也发明一个“古文字”不成?然而那些希望自己所说的有人听,听了以后还多少能起点作用的,恐怕就不能一点都不做了。一点都不做,你说的话就没人信。岂止不信,多半也不服、道理也很简单:你自己又没有做过,你怎么知道事qíng是这样的,或者就该这样了想当然吧?要不就是站着说话腰不疼,至少也是隔靴搔痒。比如一个文艺理论家,从来就没有写过一篇小说一首诗的,却大谈其“文艺创作心理学”,这样的理论学问,坦率地说我就不信,也没哪个作家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自己一点得失体会都没有,也知道咱的心理?生活中知识分子不招人待见的原因也往往在此。自己啥也gān不了,偏偏喜欢指手画脚议论别人,而那些“高见”又常常不得要领,讨不讨人嫌呢?哭笑不得之余,真恨不得说一句“你他妈的来做做看”!遇到这种qíng况,也只好这样解释:知识分子嘛,“本职工作”就是说。他不说,又能gān什么?他说得不对,你不听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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