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差不太多吧（可惜余杰的成色却差了很多，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却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那个在逻辑上都不通的美学观点（美是客观xing与社会xing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
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jīng神偶像，却是在八十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据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qíng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好事”未必有份，“坏事”件件摊上；生孩子要有计划了，提职位要看文凭了，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子要掏钞票了。好容易熬出头来，弄不好又要下岗了。真是步步紧跟时代变化，步步赶不上趟。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中等教育是在“文革”前完成或接受的，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能够以“同等学力”在恢复高考后的激烈竟争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在“文革”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摸爬滚打，历尽磨难，有如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狠狠折腾了一番。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思想解放”的好时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领导发动的，却和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和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个“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
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深远，而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了。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用，或等于没有产生。
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也总会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末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
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和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他和邓小平的“一致”，充其量不过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无论是“叙齿”（年龄）还是“排辈”（学历），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qíng况是，下一代理解老一辈，要超过老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子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文革”的荒唐年代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尽管顾准比他尖锐（也比他深刻），钱钟书比他博学〔也比他jīng专），但钱钟书的影响远不如李泽厚〔钱的著作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而顾准的著作在当时还无法面世。而且，没有前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铺垫，顾准也未必能产生后来那么大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中国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she地表现出他的魅力。
三魅力
也许李泽厚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了也不以为然，在八十年代初那个chūn天那个花季，他之所以风靡了神州颠倒了众生，首先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文笔。虽然已事隔二十年，我仍然记得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qíng：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我们甚至特别喜欢他的那些“小文章”。一句“八十一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
藐子小子，何敢赞一言”（宗白华《美学散步》序，1981年），曾让我们击节不已；为《美学从书》所作的那篇短序，“字数可多可少，范围尽量广泛，xing质、题目、体裁不拘一格，中国外国咸宜，介绍论说均可，或专题，或综合，或重资料，或谈观点，或理论评述，或文艺欣赏，或高头讲章，或论文汇集。水平不求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实而不空就好”（1980年），则几乎能整段地背下来。闲篇散章的魅力和影响尚如此，更不用说他那本《美的历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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