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西体中用”。
“西休中用”是李泽厚的得意之笔。从学理上讲，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中西体用之争的结果，也无非是四种选择：一成不变、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一成不变守不住，全盘西化行不通，中体西用早就声名láng藉，剩下的选择，也就只有“西体中用”。
问题没有，麻烦却多。
麻烦就在于究竟于什么是“体”，“西”又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李泽厚自以为说得很清楚，其实吞吞吐吐，闪烁其辞，甚至前言不搭后语。比如他说“体”只能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至于“西”，则主要是现代化的意思。现代化虽然不等于“西化”，但现代化之种种（思想、观念、方式、载体）却又都从西方学习、引进得来，因此无妨谓之“西体”（《世纪新梦》）。这倒是不错的，只不过这些都用不着李老师来讲来教。因为我们早就穿牛仔裤、吃麦当劳、开丰田车、用电冰箱了。一句话，我们早就“西体”了。只是不知道如何“中用”，用进口收录机放磁带打太极拳算不算？
看不懂的地方还很是不少。比方说，李泽厚斩钉截铁地一口咬定：“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只能是“社会存在”；却又说“学”既然生长在“体”上，并产生、维系和推动这个“体”的存在，就当然应该为“主”、为“本”、为“体”。因此所谓“西体中用”，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西学”不但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其他理论学说，以及科学技术、政经管理等等（《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这可真是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体，既是“社会日常生活”，又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人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
（它还同时也就是“西体”），到底是哪个？西，既是现代化，又是新思想，还包括科学技术，又到底是哪个？
都是，也都不是，全加在一起才是，却又只能分开来说，而且越说越说不清楚。因此李泽厚这个看上去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辞的提法，就麻烦多多。如果“西”即现代化，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现代为体，传统为用”；如果“西”
即科学技术，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科技为体，人文为用”；如果“西”即马克思主义，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马列为体，儒学为用”。这倒可能是李泽厚的真实想法。晚年的李泽厚，津津乐道的课题是“新儒学”，而他的所谓“新儒学”，又据说是要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或者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夺取，占领“新儒学”的阵地。我想这大约又是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事qíng。海外那些“新儒家”并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必领他的qíng，至于年轻一代，则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趣。李泽厚的这种“紊乱”，或“杂糅’，正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原本就喜欢搞折衷凋和，就连那个早就有人质疑的“体用模式”也不肯放弃。诸家学说都想一一顾及。这种做法，貌似公允，实则中庸。其实，思想家的可贵，不在平和，而在彻底。如果兼容xing不够，或统摄力不足，那就可能自己心里想着“集大成”，给人的感觉却是“一勺烩”。这是一个教训。以李泽厚之才智过人尚且如此，学力不逮者就更不用存那份痴心妄想了。
不能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完全没有道理，更不能说他不是一番好意。他是很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条康庄大道的。他设想的蓝图也很不错，以社会存在（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本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关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既学习西方经验，又弘扬民族传统，以期平稳健康地实现现代化。这有什么错？差不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思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理论，还要你那个含糊其辞歧义甚多的“西体中用”gān什么？你那个“西体中用”，既不如邓小平理论讲得清，也不如邓小平理论管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西体中用”
呢，却还要解释老半天。单凭这一条，就不成功。
我看李泽厚是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路可走了。他恐怕只能在“晚风”中，继续编织他的“世纪新梦”。毕竟，“人活着，总有梦”。没有梦，人，“特别是那些为人类制造幻梦的知识分子，又如何能活呢”？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梦，也不能没有李泽厚这样的知识分子，哪怕他们不过是“痴人说梦”。
李泽厚曾用孔子佛祖的话来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我也借来结束本文吧——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佛云：不可说，不可说。
那就不说也罢。
□走近顾准
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1974
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
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
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兼任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jīng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像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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