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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免谈陈寅恪
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事qíng。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qíng人。没错，这些年文坛荧屏上有不少是“历史”，而且上演的是轰轰烈烈，风头十足，好像全国人民都有历史癖，患过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红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
又是什么呢？《还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明说是戏说，后者已被史学界斥为“歪说”。历史在文艺作品中能不能被“戏说”或“歪说”，这是另一个问题。《西游记》就是戏说，《三国演义》则是歪说，或不乏歪说成分。但戏说、歪说并不等于实说、正说，总归是一个事实。它们和陈先生以及陈先生所治之史八竿子打不着，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走红，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也走红，也该走红。何况那历史小说和历史剧还是戏说？事实上历史学家无论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长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铭曰，“生于吴，段于楚，勤著述，终无补”，说的大抵是实话。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因其学术成就而成为文化名人，却很难因此而成为热点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比如吴晗。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pào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chuī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那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和《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田震？陈寅恪又是谁？是江国真、赵忠祥吗？
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上下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建国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无闻的。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都是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拍的还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趋之若鹜了。
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呢？没有。所以我赞同骆玉明教授的说法：“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
”
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缺心眼儿的程度。至于这些说词究意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和热。最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就定事出有因。
二事出有因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国内民众的关心，便多半带有好奇心理。的确，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中共高层反倒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曾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予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jī鱼等肴撰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
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簇，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戍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jú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传承，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
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三十五
岁。他学问大的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几门（也有说下几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他。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海外学人的关注则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qíng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qiáng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此想当然甚至自作多qíng了，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
没错，陈寅恪在
1949年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gān。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消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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