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
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
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dòng）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qíng感”（如被林贤治指出的“没落的士大夫qíng调”）！但陈寅恪的人格jīng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超时代的，也不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
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jīng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易。至少，他们是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六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
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账，极为不满，正所谓“群qíng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chuī糙动又故伎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
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cháo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jīng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唯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
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大家一样，人人有份”。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的。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会很容易地解除坚守“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rǔ，周先生现在自己看来也是耻rǔ，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做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做是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之所以要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qíng。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那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
甚至还有自己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qíng议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qíng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得先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做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冯友兰守不住，周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
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一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上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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