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
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
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
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qíng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
”（《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
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pào”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上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
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
才心血来cháo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
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释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
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
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休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jiāoqíng），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gān。你得自觉地纳人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土学位。
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博学”（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做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
那样：“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qíng。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xing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要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
还有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xing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qíng。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qíng，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邀齐了哥们儿姐们儿来chuīchuī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已欠下了一大笔人qíng债要还。
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gān点自己想gān的事qíng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呢？
八豁出去，就能了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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