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
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
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
”
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
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没有，我做它gān什么？
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已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做是自嘲、反话、激愤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做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
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人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陈此处之听谓“迂腐”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陈腐”之处，恐怕也是个事实。问题是，“迂腐”
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就该灭绝。如果“迂腐”该灭绝，那么，和“迂腐”沾边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此推论下去，请问又有什么不该灭绝？
意义也一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qíng。杞人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塌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
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没有“无意义”就没有“有意义”。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
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
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
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里还可能有什么“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可能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
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qíng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qíng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因为单独的“毛”没有意义。单独的“毛”，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chuī来就满天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xing。如果附在某张“皮”上，那还是“分子”吗？王瑶先生说得好：“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jīng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
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船完全被撞破之后，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每一块零散的木板，将永远漂浮在海上。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我们想清楚了吗？
□忏悔与做人
一忏悔引起的话题
上个世纪末，中国的文化人忽然讨论起“忏悔”来了。
事qíng是由余杰的一篇文章《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引起的。一个人看不惯另一个人，或对他有意见，要批评他，甚至揭他的老底，原本也很平常。只因为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是名人，便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其间不乏戏剧xingqíng节。比如起先是小余横刀立马，军前叫阵，颇有“手持钢鞭将你打”的气势，但转眼间却在成都魏明伦的客厅里和大余握手言欢谈笑风生，并表示“佩服余秋雨的胸襟”，还共同讨论起“保护文明和走向社会”的问题了。此案三位当事人，年纪大点的两位，一位是剧作家，一位是戏剧理论家，年轻的那位又初出茅庐，这两年正被人哄抬得有些找不着北，哪里架得住这一来二去？因此所谓“和解”云云，便颇为可疑。被称作“扯淡的范例”（刘洪波），或“两个戏子骗了一个孩子”（韩石山），也不足为奇；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二余又重新开战，仍然是谈忏悔问题。只不过不再是在客厅里喝着盖碗茶谈。一个原本非常严肃的话题，居然以这种近乎搞笑的方式被“炒”了起来，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幸亏后来又有一些严肃的学人参加了进来，这才没有完全变成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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