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12:南朝,北朝_易中天【完结】(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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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作为少数民族和后起之秀,北魏即便能够实现统一,也无法将中国鲜卑化。这不可能,也不应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先改变自己,再改变中国。

  要想得天下,必须中国化。

  冯太后锐意革新,拓跋宏全盘汉化,原因即在于此。

  实际上,这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这就意味着数典忘祖伤筋动骨,也意味着改变鲜卑人的文化传统,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统一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北方还得再分裂一次,变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变一次,变成北齐和北周。

  北齐与东魏,北周与西魏,名为两朝,实为一体。因为掌握实权的,东魏和北齐都是高欢一族,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宇文泰是汉化的鲜卑人,高欢则是鲜卑化的汉人。汉化的鲜卑和鲜卑化的汉,最后谁能胜出?

  鲜卑化的汉人。

  但,不是高欢,而是杨坚。

  杨坚知道,huáng河九曲十八弯,最终要流入大海。天下不定,根本问题在民族关系。高欢调和民族矛盾,结果被北周所灭;宇文泰要汉人鲜卑化,结果为隋所亡。只有做到了“汉胡互化,以汉为主”的隋,才最后成功。[25]

  隋唐帝国的人民是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汉族。在下一阶段,他们将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

  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功德圆满。

  鲜卑脱胎换骨,北魏凤凰涅槃,新诞生的隋帝国其实是拓跋魏的升级版。他们和唐帝国的创始人,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有着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着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创造新历史,他们当仁不让。

  这可是南人无法匹敌的,何况他们自己还有问题。

  那么,南朝的问题又在哪里?

  沼泽地

  北方的问题在民族,南方的问题在阶级。

  阶级斗争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一年多,就诛杀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羡之和傅亮(请参见本书第三章),便正是斗争的表现:怂恿刘义隆杀掉这两个人的都是名门望族,徐羡之和傅亮却是庶族寒门。

  这很不寻常。

  前面说过,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刘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后者掌握朝政,前者则掌握军权和政区。此后,寒门掌机要,外藩托宗室,便成为南朝的基本国策。这固然因为宋、齐、梁、陈的开国之君都出身寒门庶族,也因为士族已经腐朽没落,不堪重任了。[26]

  那么,刘义隆为什么要杀徐羡之和傅亮?

  也许是因为恐惧。

  事实上,当徐羡之和傅亮迎奉刘义隆入京为帝时,义隆的许多部将都表示担忧和疑虑,只有出身名门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们的说法是: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这样的泥鳅根本就翻不起大làng,何足为惧?[27]

  刘义隆却很清楚,事qíng没有那么简单,寒门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灯。作为顾命大臣,徐羡之和傅亮既然胆敢谋杀皇上和王爷,又岂能保证他们不会再起图谋?这些靠着侥幸和投机进入上层的小人,根本就没有道德底线。因此刘义隆坐稳江山之后,那两个家伙便必须人头落地。

  南朝的阶级斗争,也血淋淋地拉开了帷幕。

  血案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纠结,那就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两个阶级的权力和路线之争。这种斗争表现为皇族与士族、庶族的三角恋爱,也表现为他们的三国演义,因此波诡云谲,却又并无道理。因为按照商鞅变法和秦并天下的逻辑,帝国根本就不该有阶级。

  的确,作为地主阶级与领主阶级斗争的产物,帝国的意志原本是要消灭阶级的。在这种新的制度下,原来的封建贵族没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无论贵贱贤愚,统统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包括后来当了皇帝的刘邦。

  编户齐民,就是编入户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当然,是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归于一统。于是有刘邦的诛灭功臣,晁错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七卷《秦并天下》、第八卷《汉武的帝国》)。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许在皇帝与平民之间,再有一个阶级或阶层。

  士族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

  首先,他们有做官特权。其次,他们有免税特权。更严重的是,根据两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们合法地占有一定规模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佃客。佃客则不自立户籍,也不负担国家课税,完全是豪门的依附人。[28]

  佃客之外还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庄客。他们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从东汉末年起,部曲就作为亲兵跟随主人南征北战,往往在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历届政府对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们扩军备战的重要手段。[29]

  此外还有食客和门生。他们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龙附凤在豪门那里分一杯羹。由于士族垄断了仕途,这些人是有利可图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们做县令。因此食客和门生虽然地位比幕僚低,qíng谊却更亲近。[30]

  佃客、部曲、食客、门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与依附人之间,是君臣关系。就连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属,虽然不是依附人,也视长官为君,终身追随不离不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跟chūn秋时期的家臣与大夫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四卷《青chūn志》)。[31]

  也就是说,汉末魏晋俨然退回到秦汉以前,国家无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实,士族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难怪日本学术界有“六朝贵族政治”一说。[32]

  实际上,士族虽然没有世袭的爵位和封地,因此并非真正的贵族,派头却绝不亚于chūn秋的大夫。表现之一,就是与寒门庶族严格划清界限。士族如与寒门通婚,便会成为骇人听闻的事qíng;寒门若想与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愿,因为士族根本就羞与为伍。

  这实在是没有道理。

  无理是显然的。且不说士族与庶族同为帝国子民,就算有士农工商之别,世族与寒门也都是士人,难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内部也有贵贱之分。比如,说洛阳话的北方士族就高于说吴语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来后到。

  于是,阶级和等级被人为地制造了出来。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会阶层也变成了五个:世家大族、寒门庶族、编户齐民、依附人、奴隶。[33]

  这是一种怪异的结构。

  怪异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却变成两个阶级;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编户,却变成依附人;率土之滨原本莫非王臣,豪门大族却自成体系逍遥法外。这样怪异的现象,也只有在那乱世才会成为现实。

  结构的怪异只能造成心理的变态和社会的畸形,何况这种毫无道理的森严等级和阶级壁垒,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统治集团内部既不能jīng诚团结,士族凭借种种特权和众多依附,也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长此以往,岂非国将不国?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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