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12:南朝,北朝_易中天【完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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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qíng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34]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公元529年),拜占庭帝国颁布了《敕法汇集》。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编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后,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法学汇编》、《法学总论》和《法令新编》。其中,《法学汇编》被称为“罗马法的圣殿”,《法令新编》则用希腊语写成。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民法大全》,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35]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最伟大的立法者”。尽管他还有别的遗产,比如索菲亚大教堂;也还有别的头衔,比如“大帝”的称号,但《民法大全》肯定最为不朽。[36]

  那么,这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跟刘裕等人一样,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贫寒。那位收他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识丁,只能用木刻的图章来代替签名。他自己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则是马戏场粗鲁无礼的看门人或驯shòu师的女儿,婚前的形迹十分可疑,在上流社会的眼里完全不够资格母仪天下。

  查士丁尼却被这来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尽管她可能曾经与多个男人有染。为此,他请求父皇修改了相关法律。没错,门当户对在中国只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罗马帝国却明文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与下层女子结婚。

  狄奥多拉也没有辜负查士丁尼。在后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不但坚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边,而且成为查士丁尼的jīng神支柱。在一场类似于侯景之乱的bào动中,她只用一句话就镇住了主张弃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权力是最好的殓尸布,统治者一旦成为逃亡者那就连死都不如。

  听完这话,查士丁尼重新变成了男人。

  平息bào乱或镇压起义的一年后,意气风发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灭亡汪达尔王国;535年,占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536年,收复罗马城;554年,灭亡东哥特王国,同时将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东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变成了罗马的内湖。[37]

  当然,是东罗马帝国的。

  罗马梦实现了,查士丁尼如愿以偿。

  不能不说查士丁尼是一个幸运儿。上帝不但赐给他狄奥多拉,还赐给他足够多的时间:享年八十三岁,执政三十八年。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跟享年八十六岁执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只是略为逊色。[38]

  甚至就连两人的时代背景和奋斗目标都极为相似。查士丁尼有罗马梦,梁武帝有中华梦。为了重建罗马或振兴中华,他们也都借助于宗教,只不过梁武帝礼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个国家(罗马帝国),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个教会(基督教会)。

  查士丁尼是罗马人的梁武帝。

  当然,他们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是以后的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编纂法典,梁武帝则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制礼作乐。[39]

  没错,一个讲法治,一个讲礼治。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区别,其中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要说的是,查士丁尼实现的罗马梦只是昙花一现,梁武帝则在活着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他的理想其实是在中国北方实现的,靠礼治获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如雍)。

  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qíng。

  前面说过,在鼎立的陈、齐、周三国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他们。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周武帝。毕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为他而重新统一,新帝国的基业也其实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统天下却是他的毕生追求。[40]

  当然,北周的创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礼的治国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儒家伦理,也被全盘继承。换句话说,礼治天下的设想在周武帝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后继者,隋文帝则不过是政治遗嘱的执行人。[41]

  他们实现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经的梦想。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失败?周武帝为什么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对了路径。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实上,四百年的动dàng既表现为国家分裂,也表现为人心涣散。胡人与汉人有民族矛盾,庶族与士族有阶级斗争,佛教与道教有门户之见。要想平定天下,必须先把他们都整合起来。

  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帜。

  力量只能来自统治者,当时的民间没有这个能力。旗帜则不能是某种宗教,因为宗教并非中华传统。实现大一统的中华梦,本土的道教无能为力,北魏太武帝已经证明;外来的佛教也无济于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经证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释、道。

  梁武帝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的办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说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于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只不过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学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尽管他曾经一度以道教为最上。[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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