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答：因为臣碍手碍脚。陛下圣明，应该看得出他跟以前不一样了，动不动就请病假。诚如陛下所言，王安石必须觉得事有可为才肯复出。复出而不作为，那就一定是有不如意的地方。不如意，只因为臣在政府。臣以为，朝廷事可以无臣，却不可以没有他。这就是臣辞职的原因。
宋神宗说：安石必不忌讳爱卿。
吕惠卿答：当然不。但，如果陛下专心专意只听王安石一个人的，天下大治指日可待。臣在朝中于事无补，反倒横生枝节，实在是于公于私都有不利。实话实说，臣也不知道臣参知的政事，究竟是陛下的，还是王安石的？[22]
谁都听得出，这口气只是酸溜溜，而非恶狠狠。
不过到九月份吕惠卿再次辞职时，跟王安石之间就不但有政见分歧，也有个人恩怨了。尽管皇帝一再声明，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并不来自王安石，吕惠卿还是说，王安石和王雱父子已被小人包围，自己危在旦夕，只能选择离开。[23]
可惜，这里仍然没有吕惠卿陷害王安石的行迹。
然而散布和听信流言蜚语，却并不需要讲证据，也不需要讲逻辑，只需要有qíng绪。以王雱的xing格，自然也不会像陆佃那样去求证。那好，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对于吕惠卿这种恩将仇报的小人，王雱认为不必手软。
吕惠卿在华亭买地一案由此兴起。
这同样是疑案。证据是熙宁九年六月初七神宗明确告诉王安石，御史中丞邓绾（读如晚）报告，已经查明吕惠卿借钱买地一事不实。要知道，这个邓绾可是王安石的人，弹劾吕惠卿的也正是他。如果连他都说没有证据，恐怕此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连最早弹劾吕惠卿的御史蔡承禧，后来也承认华亭案查无实据，只不过他称作“偶尔网漏”而已。[24]
王安石却认为，邓绾只是没有找到证据罢了，不等于举报不实，应该再派人查。王雱更是迫不及待，这才有了前面所说违法乱纪的事，也才bī得吕惠卿跟王安石翻脸。这恐怕就不能说是吕惠卿背叛，只能说是王雱坑爹了吧？
于是，当六月初七神宗出示吕惠卿奏折时，王安石也如五雷轰顶，只能如实报告做手脚的事自己并不知qíng。不过当他得知这是儿子gān的蠢事时，其恼怒也可想而知。弄巧成拙的王雱愧对父亲，更是急火攻心，终于一病不起。
当月二十五日，王雱病故，时年三十三岁。
战友反目，爱子去世，谁能承受这双重的打击？王安石恐怕也不例外。但他还是又坚持了四个月，然后才在这年的十月二十三日离开相位和京师，再也没有回来。[25]
[16]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注、《宋史·陆佃传》。huáng庭坚当时的职务见《宋史·huáng庭坚传》。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亦采信陆佃之说，但认可吕惠卿在王安石罢相期间做过有损于王安石的事。
[17]见《宋史·陆佃传》。
[18]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己酉日条即称：（王安石）与惠卿jiāo恶，使人告发吕氏jian利事，皆自雱发之。
[19]见《宋史·王安石传》所附王雱传。此事之证伪，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20]以上两说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闰四月壬子日条，司马光和李焘的态度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注。
[2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五熙宁八年六月丁未日条。
[2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六熙宁八年七月癸未日条。
[2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乙酉日条。
[24]神宗此言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邓绾弹劾吕惠卿见《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乙酉日条、《长编》卷二百七十五熙宁九年五月己巳日条，蔡承禧言见《长编》卷二百八十熙宁十年二月己酉日条。
[25]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己酉日条，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
邓绾倒台
爱子去世之后，自己离职之前，悲愤jiāo加的王安石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奏请皇帝将邓绾等人罢免。这是他在位期间被皇帝接受的最后一次建议，因此值得注意。
成都双流人邓绾是因为拥护变法而青云直上的。他原本是宁州（州治在今甘肃省宁县）通判，相当于副州长。这样边远地区的地方小官一般难入宰相法眼，邓绾却在朝野上下对新法议论纷纷的熙宁三年十月上书朝廷，声称：吾皇任用千古贤相，颁布青苗和免役等法，宁州民众无不载歌载舞颂扬圣泽。以臣亲眼所见推而论之，可知天下皆然。
王安石大喜过望，将邓绾推荐给皇帝。
神宗问：认识王安石吗？
邓绾答：臣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古人。
又问：认识吕惠卿吗？
邓绾答：也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贤人。
邓绾退下，去见王安石，两人一见如故。
王安石问：家属也一起来了吗？
邓绾答：匆匆进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
王安石说：为什么不一起来？我不会让你走。
宰相陈升之和副宰相冯京却决定让邓绾回宁州，只不过由副职晋升为正职。邓绾大为不满，公开发牢骚说：大老远地把我叫来，怎么还让我回去？我不gān！
旁边看热闹的人问：那你认为该做什么官？
邓绾说：总得弄个馆职吧！
馆职就是唐宋两代在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等处任职的官员，所选皆天下俊才，一经任命便是名流。众人见他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便问：难道不会是谏官吗？
邓绾说：那也理所当然。
这实在贻笑大方，京师同乡更是羞与为伍。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家伙果然被任命为集贤校理，在馆职中属于中等。于是邓绾便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26]
呵呵，小人得志啊！
两个月后，王安石也宣麻拜相。
从此邓绾官运亨通。熙宁四年四月，他成为最高监察机关二把手侍御史知杂事，同时兼任司农寺（国家农委）的负责人。我们知道，司农寺是熙宁变法期间的重要机构，诸如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都由其制定推行，之前的正副长官分别为吕惠卿和曾布。由于吕惠卿父亲去世必须居丧，王安石便让邓绾接替了吕惠卿。邓绾也没有辜负王安石，上任第一天就弹劾富弼拒不推行青苗法，给了反对派沉重一击。[27]
敦煌61窟壁画中的宋代收割场景。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王安石很满意。
于是到熙宁五年二月初三，邓绾便代理御史中丞，成为最高监察机关实际长官。这是破例的，因为由知杂事而升任中丞，之前从未有过。事实上，邓绾屡创奇迹：不经考试便由通判而任馆职，半年之后到御史台做秘书长，只用十个月就担任长官。如此平步青云，简直就是坐了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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