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pào制的。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27]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jian，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jian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28]
此碑是元佑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佑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位于广西融水县，为国家一级文物。
改革也一样。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29]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bào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xing的，后面这个是技术xing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30]
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更严重的是，还能使人疯狂。
[18]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北宋）蔡絛《西清诗话》，同时请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19]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七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四月癸巳日条。
[20]见中华书局《苏轼文集》卷三八《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2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八月庚戌日条。
[2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十月壬寅日条、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六月甲戌日条。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条。
[24]见《宋史·章惇传》。
[2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闰二月癸卯日条。
[26]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条、《宋史·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未日条。
[27]以上见《宋史·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有关记载。现存国家一级文物“元祐党人碑”为元祐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祐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
[28]日本历史学家小岛毅即称章惇以刚直不阿著称，就连是否应该为蔡京恢复名誉也认为可以商量。见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29]请参看刘刚、李冬君《自由的款式》。
[3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巳日条。
执政岂能大无畏
熙宁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变法开始一年以后，神宗皇帝召见副宰相王安石，问了他一个问题：外面议论纷纷，称朝廷有“三不足”之说，卿知道吗？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说：臣不知这话从何说起。陛下躬亲听政，唯恐伤民，怎么是不惧天变？广开言路，虚怀若谷，怎么是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为正该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几。家法如不可变，祖宗为何要改？[31]
此事没有下文，“三不足”却成为疑案。请问，王安石说过这些话吗？如果说过，为什么要矢口否认？如果没有，反对派又为什么能抓住大做文章？这是编得出来的吗？
何况怎么看，也都像他说的。
因此，一种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判断是：无论王安石是不是说过这三句话，或有过诸如此类的言论，“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变法革新的jīng神支柱。[32]
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没错，按照现代科学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世间的事qíng没有因果关系。像西汉董仲舒他们说的那样，发生地震或水灾是由于统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错误，并不成立。但是这种不科学的说法却有积极意义。因为中华帝国的掌舵人，无论皇帝还是代行皇权的，权力都实在太大了。他们既不像后来欧洲的帝王那样有教皇和教会制约，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诸侯制衡。管得住这些人的，只有老天爷。
所以，当王安石他们表现出不惧天变的苗头时，老宰相富弼就忧心忡忡。他说：人君畏惧的也只有天。如果连天命和天谴都不害怕，那还有什么事qíng做不出来呢？[33]
的确如此。也难怪后来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胆敢那样肆意妄为，因为jīng神导师王安石已经帮他们打消了顾虑。
不惧天变的，当然更不惧人言。
事实上，并非没人劝过神宗他们。富弼就曾在喜降chūn雨的某天提醒皇帝：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苏轼也曾当面批评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据说，神宗当时闻言悚然。但是结果呢？苏轼被打发到开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后离开了相位。[34]
这时是熙宁二年的上半年，变法刚刚开始。
实事求是地讲，变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头脑都是冷静的，甚至考虑到了失败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说，古往今来所有变革，常常是一人失误满盘皆输。王安石也直言不讳：人才难得也难知。当年尧舜和群臣共同选择鲧，尚且治水失败，何况今日变法要用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又哪能不会看走眼？所以，他们才决定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来实现富国qiáng兵和长治久安。[35]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一个月后，神宗询问进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糙好了。不过，如今要理财，就得使用能gān的人。这样一来，天下就会以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钱不注意礼乐教化。所以，臣请陛下考虑轻重缓急。
神宗点头称是。[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而亢奋。
变化并不奇怪。熙宁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半年后，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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