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师主张法后王。俱往矣，今日之世，只可法今王，法皇帝嬴政，法我李斯。
公等碌碌，见识短浅，不足以谋大事。帝国之舰，一往无前，直至万世。尔等要么顺从，要么走开！
当年帝国废封建，立郡县，乃是李斯一手cao办。如今淳于越旧事重提，公然反对李斯的既定策略，要求重树封建。照理这事不该jiāo由李斯计议，李斯应该避嫌才是。然而嬴政仍然选择将此事jiāo到李斯手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嬴政的态度：他仍然站在李斯这一边。
于是，李斯发起了他标志xing的qiáng硬反击。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第十六章 焚书坑儒辩
【1.焚书令】
针对淳于越封建诸侯的提议，李斯上书嬴政作答。
书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至于如何禁止，书中再道：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①。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yù有学者，以吏为师。”
『①城旦，一种筑城四年的劳役。』
书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cao”之过急。
首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xing。在李斯的上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xing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糙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
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看尔等还怎么援引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2.焚书辨】
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櫆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yù以自愚也。”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yù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nüè了几个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jiāo，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结果洪水越发肆nüè，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
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骫骳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jīng妙，姑录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qiáng。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yù元气不耗，则必调饮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纳授饮食也。yù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近虽殊，治道无二。〗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jīng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可想而知，只要秦国不灭，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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