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年底，默存到菜园来相会时，告诉我一件意外的传闻。
默存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
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我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我，特来报告他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我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我时脸上还是静静的。我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
他告诉我回京的有谁、有谁。我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我陪他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
默存比别人“少壮”吗？我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感触万端。
我第一念就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这份材料若没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次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象。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宇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把这事告知默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溯和手电到学都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二天，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可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控确有根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红卫兵的调查想必彻底，可是查无实据。默存下干校之前，军宣队认为“告发”的这件事情节严重，虽然查无实据，料必事出有因，命默存写一份自我检讨。默存只好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我想起这事还心上不服。过一天默存到菜园来，我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默存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我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京的人动身那天，我们清早都跑到广场沿大道的那里去欢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我怅然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忽有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说：“走！咱们回去！”我就跟她同回宿台；她长叹一声，欲言又止。我们各自回房。
回家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我独往菜园去，忽然转念：我如送走了默存，我还能领会“咱们”的心情吗？只怕我身虽在干校，心情已自不同，多少已不是“咱们”中人了。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我自惭误听传闻，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圆相聚，且求独善我家，不问其它。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口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象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干校迁往明港，默存和我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五六分钟。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
厕所不复是苇墙浅坑，上厕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圆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
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告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
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告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
在干校生了大病，只好碰运气。我回家治了眼睛，就带阿圆来干校探亲。我们母女到了明港，料想默存准会来接；下了火车在车站满处找他不见，又到站外找，一路到干校，只怕默存还在车站找我们。谁知我回京后他就大病，犯了气喘，还发高烧。我和阿圆到他宿舍附近才有人告知。他们连里的医务员还算不上赤脚医生；据她自己告诉我，她生平第一次打静脉针，紧张得浑身冒汗，打针时结扎在默存臂上的皮带，打完针都忘了解松。可是打了两针居然见效，我和阿圆到干校时，他已退烧。那位医务员常指着自已的鼻子、晃着脑袋说：“钱先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真是难为她。假如她不敢或不肯打那两针，送往远地就医只怕更糟呢。
阿圆来探过亲，彼此稍稍放松了记挂。只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人都在焦急。报载林彪“格尔屁、着凉”后，干校对“五一六”的斗争都泄了气。可是回北京的老弱病残呢，仍然也只是开会学习。
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昧的。一九七二年三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我还没有不希望回北京，只是希望同伙都回定。不过既有第二批的遣送，就该还有第三批第四批看来干校人员都将分批遣归。我们能早些回去，还是私心窃喜。同伙为我们高兴，还为我们俩饯行。当时宿舍里炉火未撤，可以利用。我们吃了好几顿饯行的汤团，还吃了一顿荠菜肉馄饨——荠菜是野地里拣的。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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