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的父亲，马叔就是院里年龄最长的一个男人了。那一年五十。据说念过“国高”，又是煤炭公司的会计，便成了我们院里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他也难免好以知识分子自居。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和我同岁，也读初三了。
我们家是院里生活最艰难的一户，受着众邻居的许多帮助。怀着感激的母亲，对哪一家都非常卑恭。父亲虽然远在四川工作，家里却悬挂满了他的奖状，体现着我们这个家庭崇尚容誉的家风。
第二章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是贴在我们教室黑板上方毛主席像两侧的大红字标语。证明着我们那一代中学生思想意识中明确而又远大的使命感。
十七岁的我，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身体发育不良，还没长到一米六。吃野菜造成的浮肿虽以消退，对饥饿的印象却镂刻在大脑皮层上。如同纤纤少女般瘦削单薄的肩膀扛着一颗自以为成熟了的头。全中国和全世界装在里边儿。它仿佛随时会被种种热忱和种种激情一下子鼓破。
陈家全平百米世界记录－－美国四十多个州的数万公众在白宫前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义斗争－－向欧阳海学习！－－向王杰学习！－－向钢铁战士麦贤得学习！－－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向越南人民的好儿子阮文追学习！－－向越南人民的好女儿贞姐学习！－－参加反对“日韩条约”的集会－－参加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的集会－－参加仿造的《收租院》泥塑，虔诚地接受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学大寨支农－－学大庆支工－－学军时刻准备狠狠打击敢于来犯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学习李素文，争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
“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亲爱的同志加兄弟……！”
“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
“拉丁美洲火山爆发了，美帝国主义正在灭亡……”
“我是一个黑姑娘，我的家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或隔三天，或隔五日，我们便会有极其庄严、极其神圣的理由，引亢高歌。
城市的巨大宣传板上，画着毛主席和恩维尔·霍查同志并肩站在一起的油画；画着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亲切握手的油画；书写着醒目的“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阿友谊万古长青”、“美帝必败、越南必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标语。
阮文追、贞姐取代了我们内心里卓娅和舒拉的形象。
我和我们的共和国一起密切关注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帝反修斗争的形势。一点也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每个月只发给我一张买五两肉的肉票；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规定给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粮是不够我吃的；不介意从粮店买回家的苞米楂子和苞米面常常是生虫的焐了的；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电灯泡而在蜡烛光下完成作业；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面碱而吃又酸又硬的三分之一白面做的馒头；不介意我们的新家是大跃进中家庭妇女们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鼓舞之下盖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银霜，夏季漏雨，墙皮反潮。不介意一切。“忆苦思甜”在我身上发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有《收租院》大型泥塑展示的苦比着，形象，具体，深刻。补充以其它各类“忆苦思甜”活动，我简直没半点理由对我们的共和国抱怨什么，对我诞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新中国的幸福怀疑什么。
由小学生而中学生，仿佛一下子有永远也参加不完的运动等待着我去参加，有永远也学习不完的死了的或活着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先进人物要求我一个接一个不断去学习。我乐此不疲。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全部体现在我身上。
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使我铭记不忘的运动我不过只参加了三次：大炼钢铁运动——我将家里的一口小铁锅捐献到学校去了，害得母亲以后只能用一口大锅又做饭又炒菜。实现共产主义运动——我和我的同学们组成宣传小组，在公共汽车上和试点商店中宣传无人售票售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抓住那些不自觉将钱投入投钱箱就下车或拿了东西大摇大摆离开商店的人批评教育。我恨那些人。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觉悟太低，拖了共产主义的后腿，共产主义才迟迟不能实现。不久那些试点公共汽车和试点商店便一概取消。因为我们的国民虽然乐于公共汽车上无人售票，乐于从商店里“按需所取”，却很难养成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钱投入钱箱的良好习惯。尽管我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个良好习惯可将他们带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他们大多数仍不肯自觉。好端端的一次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为此而伤心而失望而气哭了。挖蛹运动——那是除“四害”的“人民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全校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荡荡走出校园，以班级为阵容，包围一个个公共厕所，展开“歼灭战”。提出的口号响亮而具有战斗性——“挖出一个蛹，等于挖出一个深藏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伟大口号。因为它包含着一个灵活多变的公式。如在作业本上自己寻找出一个错别字并加以改正，就等于发现了一个阶级敌人并加以消灭。或者等于消灭了一个美国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后来初中下乡劳动时，演变为除掉一棵杂草，也等于除掉一个阶级敌人。反之，若锄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于在战场上走火打死了一个战友。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下乡劳动中，我们班的一个近视眼女同学，一锄头下去，锄倒了一片苗。同学们开她的批评会，她讷讷地替自己解释：“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学们听了个个愤然，七嘴八舌：“你为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你等于打死了一个排的战友啊！”“你这是犯罪！你的锄头上沾满了战友的鲜血！”……致使她接连两天没吃饭，捧着那些被她除掉的干枯的秧苗，泪涟涟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
基于此种思维方式所导致的行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举不胜举。如今细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个模式的一代人。谓予不信，重新闭关锁国，对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婴儿一律实行“专门”教育，想以什么主义为教育内容都行，二十年后不“造就”出什么主义的一代忠实信徒才怪呢！
惭愧，象我这么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从收破烂儿的卢叔那儿获得的。
“嘿，瞧着吧，又要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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