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卢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门坎，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
母亲，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围着小炕桌吃饭。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窝头，一盘咸菜，一碟酱，几根葱。
母亲端着碗，抬头看了卢叔一眼，反应迟钝地问：“搞卫生？”
几天前，精神病院寄来了催交哥哥的医疗费的清单——三百余元，母亲筹借不足这笔钱，连日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内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双中学生的眼睛关注着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正义战争和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同志逝世后重建家园的艰苦奋斗，一方面思想处在继续升学还是毕业后去干临时工，早日替家里挣钱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我知道母亲毫无热情应付街道委员会每年春季都要进行的卫生大检查运动。
“老嫂子，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卢叔振振有词，语气十分庄严，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别瞎说，让人听到该认为你制造政治谣言，扰乱民心了！”母亲善良地告诫他。
“嗨，老嫂子，我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公职的人，还敢制造政治谣言吗？我今天收了一卷报纸，其中有一张《北京日报》，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场运动不就是先从报上搞起来的么？”
“唉……”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应该操心的事儿。他老人家认为应该搞，就随他老人家搞呗……”话题一转便问：“他卢叔，你能帮我筹借些钱么？你大侄子的住院费……”
“这……”卢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帮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别愁，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数难逃蛙！”
“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母亲复叹口气，用一种忧国忧民的语调说：“中央那么多大干部，就没有一个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议提议，先别搞运动了，先就灾要紧啊！”
“不是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我说的三家村是吴南星那个村……”卢叔的唾沫溅了我一脸，我也不好意思擦。
“什么星？共产党不是反对迷信么？还讲星相啊？”母亲被卢叔的解释搞得愈发糊涂，如坠五里雾中，怔怔地瞧着卢叔，以为他又喝醉了。
卢叔确是喝酒了，但我看出他没醉。
“听了半天你也没明白！吴南星是个人，写了本书叫什么《燕山夜话》，报上批判说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卢叔努力要使我的没有文化的母亲明白而且相信，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就要开始。
“《燕山夜话》不是吴南星写的，是邓拓写的。”我对卢叔的话加以纠正。
《燕山夜话》我读过。《三家村札记》我也读过。这两本杂文集，继秦牧的《艺海拾贝》出版后很受喜欢文学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视，争相传阅。《一个鸡蛋的家当》已在我的许多同学之间成为互讽的隽语。但我当时却不知道邓拓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亦不知“吴南星”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的笔名。我一直以为邓拓和“吴南星”是两位作家。
“你一个小孩子掺什么言！”卢叔因为我指出他张冠李戴的错误，有几分不高兴，训斥了我一句。
我不跟他争辩，饭也不吃了，放下手中的窝头，离开家，去到他家屋前，在一堆旧报中翻找到使卢叔对我母亲发表了一通预言的那份《北京日报》。
果然，第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关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竟占了三个版面！
那一张报纸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
我正急急切切、一目十行地浏览那篇文章，卢叔不知何时离开我家，已站在姜叔家窗前，高声大嗓地说：“姜大哥，读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报》么？”
“哈尔滨晚报都没订，哪儿读《北京日报》去？”姜叔家传出姜叔朗朗的回答。
“我那有一份，一会你看看！”
“不看，没那闲工夫！”
“马大哥，马大哥在家么？”卢叔又转移到马家窗前。
“什么事啊？你满院大呼小叫的？”马家窗前，出现了马叔瘦高的身子。
“你这大知识分子，该是个关心政治的人吧？看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报》么？”
“看过了啊。”马叔不动声色。
“有何见教啊？是不是又要搞场什么政治运动了呀？”卢叔总算找到了一个可能有共同语言的人，一屁股坐上了马家的窗台。
马叔也扫了他一大兴：“无可奉告，我是个不谈政治的人。”
卢叔识趣地从马家窗台上蹦下来了。
张叔踱出家门，调侃的地说：“你卢二爷怎么变得这么关心政治了呀？”
卢叔嘿嘿道：“这话问得多没水平！收破烂的就不关心政治了？我卢二爷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丢了公职后还能在咱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混口饭吃，不关心政治太没良心了吧？”
张叔继续调侃道：“你别假积极，要是再搞场什么运动，说不定就把你捎上整一整！”
“整我？”卢叔嗓门更高了：“我卢二爷如今即使算不上名正言顺的工人阶级了，总还没被开除无产阶级队伍吧？起码谁也得承认我还算个流氓无产阶级！只要我还沾着无产阶级点边，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绝对不忍心整到我头上！”
“好！说得有理！”张叔哈哈大笑。
卢婶从屋里走到马家窗前，拽住卢叔的胳膊往回扯他，一边说：“你给我回去！你给我回去！灌了几口马尿，就东家西家地扯闲篇，让人讨厌不？”
卢叔被扯将回来，见我还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发呆，不无遗憾地嘟哝：“全院就你这么一个关心政治的！亏咱们这院还是个‘四好’院！”
姜叔随后跟过来，说：“得了吧！张口政治闭口政治的，好象你是个政治局委员！你不再喝醉了酒操菜刀操斧头，登高上房，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端盘棋来，今天我用心思和你杀几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一盘！”
“赢我？你姜大哥还嫩得很哪！”卢叔精神大振，兴奋中枢顿时转移。
于是他们就下棋。
一会儿，马家传出了黑管和小号的合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而我的内心充满烦愁的母亲，已和那些婶子辈的女人们坐在院子里了，向她们寻找安慰与同情。
我仍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坐在卢家那堆旧报中思索：报上这篇批判文章果真是一个信号吗？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果真就要来临了吗？我有点不相信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四月十六号的报纸，那一天已经是四月二十一号了，这几天里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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