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家，见了母亲，吓我一跳。仅隔一夜间，母亲变得几乎使我认不出了。她头发凌乱，双眼红肿，脸色苍白得毫无血色，没洗。母亲她起码老了十岁。
母亲好象也认不出我来了。母亲的眼神儿直勾勾地瞪着我。不打。不骂。不说话。就那么瞪着我。
我不由得低下了头。
母亲瞪了我许久才说：“他姜叔，让他走，随他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他不是我的儿子！”
姜叔对我说：“还不快向你妈保证，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我低声说：“妈：我保证……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母亲却往外推我：“你走，你走！你别向我保证！我不是你妈，你也不是我儿子！”不由分说，将我推出了家门外。
姜叔也跟到了外边，训我：“你看你把你妈气成什么样！你要是把你妈气疯了，你们一家两个疯子，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对得起你爸么？对得起你弟弟妹妹么？你给我老老实实地站在这儿反省！再敢走，我替你爸管教你！打断你腿！”
他训了我一通，又进屋去劝母亲。
一会儿，弟弟出来了，手中拿着煤棚的钥〔是匕〕，怨恨地对我说：“妈叫我把你锁在煤棚里！”
我一言不发，乖乖跟在弟弟身后，听任弟弟把我锁进煤棚。
我蹲在煤棚一个不透风的角落思过。
“大串联”的两个月加上投奔“炮轰派”的一夜，我确是在把母亲一步步往疯路上推呀！
可怜天下母亲心！
可怜“文化大革命”中的母亲们的心！
直到半夜，弟弟才将我从煤棚放出来。
一进屋，母亲就对我喝道：“跪下！”
我双膝跪在了母亲面前，不敢抬头。
“你知错不知错？”
“妈，我知错了……”
“真知错假知错？”
“妈，我真知错了……”
“那你就别怪妈了！老三，拿剪刀来！”
咔嚓！咔嚓！咔嚓……
我的头发，被母亲一剪刀一剪刀地剪下，纷纷落地。
“把鞋脱了！”
我脱下了棉胶鞋。
母亲又将我那唯一的一双棉胶鞋的后帮剪掉了，使那双棉胶鞋变成了一双棉拖鞋……
第二天早晨，我趿着那双棉拖鞋走到破镜子前一照，见头发被母亲剪成了“鬼头”。我注视着镜中那瘦削的表情木然的少年的脸，心中涌起了真正的悲剧意识……
“炮轰派”们终于使中央文革也震怒了。
“中央文革”指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乃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条语录。
一天深夜，我们全院的人都被枪炮声惊醒了。
卢婶怀抱着最小的孩子，象一只恐惧的母猴，在院子里到处乱窜，一边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打过来了！打过来了！……”
枪炮声一阵比一阵密。一束束火红的弹道划破夜空。
正是中苏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年代，全院的人都以为是苏联军队不宣而战了呢！惊慌得程度不必描绘，可又不知是逃命对，还是守着家对。
整条胡同骚乱起来。
街道主任陪着一位军人出现在院里。
街道主任对众人安抚道：“都别慌，都别怕！有什么可慌有什么可怕的？今天夜里攻打‘炮轰派’们的老窝！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胜利的枪炮声！都到院外去集合，请省军区的李干事给我们讲话！……”
院里的人就走向院外，跟着胡同里的人往胡同口走。附近几条街道的人都聚集在我们胡同口的一片开阔地。静听省军区李干事宣布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的联合通知：一、“炮轰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二、一切参加过“炮轰派”的人，限三日内，必须向所在单位或街道委员会主动投案自首。三、“炮轰派”的头头，全属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要犯。揭发者有功，捉拿归案者有大功。同情者有罪，包庇窝藏者有大罪，也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枪声炮声直响到“东方红城”出现了“新曙光”才渐渐稀落。
那天夜里有近万人攻打“哈一机”、“哈师大”等几处“炮轰派”的“据点”。他们由“捍联总”的“敢死队”、工厂里的学徒工、郊区的农民和省军区的战士组成。凡参加攻打的郊区农民，每人发十元钱，也有说发五元钱的。工厂里的学徒工提前转正。“捍联总”的“敢死队”和省军区的战士们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和犒劳，就不知内情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真枪、真炮、真子弹和真手榴弹。预先派出侦察员实地侦察。并由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们和省军区作战处的参谋们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哈一机”在那一天夜里被攻陷了。
“哈师大”在那一天夜里被攻陷了。
所有的“炮轰派”据点在那一天夜里全被攻陷了。
守方有饮弹身亡者。
攻方也有饮弹身亡者。
攻方身亡者追认为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守方身亡者死有余辜，其家属为他们承担“现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
有人说那天夜里双方共死了十几人。也有人说不止十几人，而是几十人。究竟死了多少人，无法确知。但双方都死了人是无疑的。
“炮轰派”那天夜里将全部装甲车和坦克都尽数发动了起来，准备全军覆灭，决一死战。后来是几个头头们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
他们宣布时说：“我们有罪，让我们几个人来承担这一武斗事件的历史罪名吧！让历史的法庭只审判我们吧！……”
“炮轰派”们被命令高举双手排队投降，每人身上都至少挨了一刺刀，女性也不例外……
范正美和冯昭逢在掩护下逃离“东方红城”，赴京请罪，替广大“炮轰派”向“中央文革”垦求对广大“炮轰派”群众恕免专政……
“潘二嫂”当天被捕，投入监狱。几日后召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宣判死缓。
据说她在公审大会上不卑不亢，一切罪名俱认不讳。不失以往辩论风度。宣判后，她慷慨陈词，企图替广大“炮轰派”群众进行申诉，刚说了几句话，便被押了下去……
省市广播电台，广播了一举歼灭“炮匪”的重大胜利和宣判会的实况录音。省市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及清查“炮轰派”的通告。
我家的录音机已为哥哥卖到了寄卖店去，一直无钱赎回。我是在姜叔家听的广播。没听完，我便跑回自己家，扑在炕上，抱头痛哭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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