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久已失去了联系的当年的老校长，不知从谁那里获知了他的下落，从北京给他写来了一封信，问他愿否到北京的某重点大学，也就是对方任校长的一所大学去谋人生的发展？正是国家高等教育开始大发展的年代，北京方面出台了吸纳高等教育人才的政策。
他转忧为喜，喜不自胜。赶紧复信，表示极愿。毕竟，倘调往北京，意味着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不知为什么，此事拖了一年。在他大失所望之际，来了令他大喜过望的调令。
调到北京以后，当年的老校长与他谈了一次。对方由于在二十二年前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晚上，替他辩白了几句，便被认为有包庇“右派言论”之嫌，以后一直受着政治冷遇。“文革”中新账老账齐算，于是被打成“黑线人物”，罢官撤职……
老校长说当年很对不起他，明明是指示他“引蛇出洞”的，却不料把他也定成了“右派”。而且，自己也没保护得了他。
他说其实自己当年很对不起老校长。“引蛇出洞”有许多种方式的嘛，是应该很好地讲究一下政治的艺术性嘛。是自己利令智昏，一番发言酿成了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还牵连了老校长，以及十余名学生。这个沉痛的教训是一定要永远铭记的。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于是两人理解万岁，彼此执手，相向唏嘘不已。
老校长又说，由于他是典型“右派”，他的进京对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件慎重之事，所以拖了一年之久才批下来。还说，诸方面对他平反之后的言论表现都是满意的，甚至是欣赏的。这使他不禁暗自庆幸，觉得虽曾引起过许多人的反感，却是值得在言论上那么表现的。
老校长向他透露，将暂且安排他任团委书记。他顾虑自己五十多岁了，其年龄不利于开展工作。老校长说不过是一个过渡。说从前他是自己栽培起来的人，现在还是，更是。说过渡一下之后，对他另有重用。否则会千里迢迢地把他调到北京吗？
最后，老校长语重心长地教诲他，北京毕竟是北京，是中国的思想解放之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在北京，尤其在重点高校，粉碎“四人帮”后一直表现得极其活跃。知识分子而在北京给人以思想保守、僵化，甚至“左”的面孔，即使被大人物欣赏，那也是较难胜任愉快地肩负重担的。希望他在北京要自己打开思想的窗户，善于接受别人的深刻思想，也要善于使别人明了自己的头脑里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称得上是思想的货色……
他诺诺连声，备感对方对自己的关怀。关且，暗觉诚惶诚恐。
他在新角色的职务上谨小慎微地工作了半年之久，那时就快到了一九八六年的年底了。大学生们倒也渐渐接受了他这位五十多岁的、超龄的团委书记。因为他责人宽、克己严的工作作风，还因为他成功地举办了几场很受他们欢迎的文艺活动，校领导们对他的工作成绩也比较肯定，常用“稳健”二字加以评价。而他自己清楚，那一评价得来不易。是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既定方针”换取的。其实一切人，包括学生们，心里都明镜似的，都断定了他只要再平安无事地工作上几个月，那就注定会高升了。五十多岁的团委书记，是太超常的现象了嘛。有人私下里甚至这么议论：“是为了给予他在学生中充分亮相的时段啊！”
他自己也不弱智，很明白这一点。
却也有人议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了。说像他这样的人一旦升到高位上，会使别人缺少安全感。说对于将是领导的人，无论红脸白脸，总应该给人们一个明朗的印象。
他妻子那时也调到北京了。以上议论是她转告给他的。如果她只听到一次，就不当成回事儿转告给他了。但她无意中听到了多次。如果他自己不当成回事儿，那么实际上那种议论会自生自灭的。偏他自己当成回事儿了。不但当成回事儿了，而且当成块心病了。毕竟没有过什么能够自如纵横于仕途的丰富经历和宝贵经验，未谙所谓“群众看法”，在提拔问题上往往是可以视为零的。
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事：在本校举行的一次大学生辩论赛的总结大会上，他又说了一番不合时宜的话。辩题是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正方的论点是要大力弘扬“五四”精神和传统。结果自然是正方胜。
他却在总结中坦言：倘他是一位评委，他的一票，将会投给反方。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当代中国大学生们，昨天还只不过是邻家的男孩女孩，高考幸运中第，摇身一变就都是大学生了。从校门到校门，其单纯程度，仍是昨天邻家那个男孩女孩。而“政治这头怪物”，越来越需要高超的驾驭艺术了。守着宿舍门后的一堆多日无人清除的垃圾，闻着它散发的腐味儿和臭气而卧谈什么“铁肩担道义”，实在是很滑稽可笑的。倘无自知之明，政治热忱被廉价利用，那是很可悲的……
他引用了胡适的话——主张大学生们应首先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打理好自己的人生，再谈国家命运不迟……
他批判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中国当代青年的高考比例才百分之几，如此要求一名青年是不适当的……
他调侃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天下兴亡，责任全在政治家军事家们，不在普通百姓。若真要尽天下兴亡之责，那也要先成为政治家或军事家……
他最后强调，归根结底，一言以蔽之，他主张中国当代大学生们少谈点主义，多务实点儿学业；离政治远些，离人生近些……
自然的，他也以自己作了现身说法。
那是他的又一次真诚发言。倘非指责他的真诚有什么杂质的话，那也不过就是——他当众从他的头脑中往外掏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求最明朗的一种思想亮相的效果，试图改变某些人认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的印象。
适得其反，又一次祸从口出。
大学生们对他的总结反应强烈。不过是逆反应的。一九八六年，正是中国大学里思想这东西空前泡沫化的年代。中国当代之大学生们似乎都认为，中国兴亡，舍我辈其谁？他的总结触疼了当代大学生们的娇嫩自尊心，于是招致了“文革”年代似的大字报小字报的种种质疑。名曰质疑，等于“笔伐”。也触怒了方方面面的上级。不，岂止是触怒，简直是使他们震怒了。突出政治之流弊依然在大学校园里四处作祟，他被认为是直接挑战大学里的马列主义“政治主权”。那时已经重新评定过职称了，大学里出现了又一茬副教授和教授们。他们中教政治的强烈抗议道：“那我们集体下岗扫马路去吧！”而上级则指示追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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