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罢朗笑。笑得开心不已。
他说，他的网上文章已开始被些小报小刊转载了。仅当月，已有数笔稿酬寄来。从电脑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本，翻开看了一会儿，得意地说：“比上月多了两笔稿酬，加起来近八百元了，不少吧？我迷网络，不只是因为寂寞，也是要为稻粱谋啊！”
他既然在网上已是一个人物了，在现实生活中，也便相应地引起点关注了，又常被邀请开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会了。
“我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在会上发言，但如果给出场费，有时我也去。我挺喜欢钱的。钱能提高我和老伴的生活水平啊！”
他坦诚得可爱。
后来我在一次会上见到了他。主持人介绍他时，称他是“著名的网络杂评家”。他并不作谦虚状，俨然自居始终。散会后他邀我一块儿逛书城，在社科类书架前，我们同时发现了费孝通先生的一排数卷文集，书出得很大气。他用手抚摸着书脊，像盲人的指抚摸琴键。那时他表情肃然，继而怆然……
离开书城，他一路沉默。分手时，才问我：“你知道吗？费先生七八十岁时，还在身体力行地搞社会调查，孜孜不倦地又写了几百万字……”
我点头表示知道。
他长叹道：“中国社会学后继乏人啊！本来，我也可以成为社会学家的。起码，是可以成为社会学者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他话一结束，转身大步而去。那是冬季的一天，很冷，刮着四五级寒风。望着老人的背影顶着寒风渐远，我心一片惆怅……
他是伏在电脑桌上死去的。
他不知怎么卷入了网上些个臭名昭著的最下三烂的人们精心策划的一个最下三烂的“话题”的——相互谩骂的漩涡。网上没大小，先是他被“网虫”们骂，终于没了七十三岁老人的涵养和风范，于是回骂，于是遭到更侮辱其人格的谩骂……
电脑显示器上闪烁着他敲出的最后三个字是：“我认为……”
而下面一串是别人谩骂他的话：
“老丫挺的，回家玩你那老××去！……”
污言秽语，不一而足。
而那网站的站名却是“公众发言”。
真无法理解，他怎么还那么爱发言呢？
七十三岁了，终于可做一个不必再发言的中国人，为什么偏不呢？
他老伴发现时，他的身体已经硬了，凉了……
在他的日记中，有一大段关于中国人之发言的体会，读来颇发人深省——“中国国也大，人也众，会也多，尤数知识分子，一生不曾作会上发言者几人？或主动，或被动，或表态，或议事，一生不曾因发言而影响人生者几人？人有竟因擅长发言而交佳运，而红而紫。虽德俗才庸，却扶摇直上。有人竟因直抒己见而厄运临头，连遭坎坷。虽光明磊落，却被归另册。于是虚与委蛇之风渐长，假话空话套话盛行。此弊习沿袭至今，败坏知识分子品格，毒害下一代青年。予每见青年会上发言慷慷慨慨，浮词连篇，会下撇唇戏曰：‘假作真时真亦假，何妨假，莫如假’，周身发寒。想予也曾奉此鄙律权当经验，羞不欲生，愧几欲死。呜呼，名堂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呜呼，发言几时真？表态何须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读之，我心愀然，愀愀然。
某日复读时，友人打来电话，吞吐相告：“我被撤职了。”
问何过之有？
答曰：“因为一次发言，其实，那又不是我的真……”
于是絮絮叨叨，痛说委屈。
我耳一阵内鸣，顿觉头大。
我没听完就放下了电话——不真你还发的什么言？！
噫！中国，还我真话语来！还我真文字来！还我真见解来！还我真观点来！还我人之真思想真态度真性情真襟怀来！……
还我！
还我！……
父亲
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能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们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也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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